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晋城市<山西省煤炭销售票（稽查专用票）>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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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北京市治堵思路
自去年年末相继出台《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和《实施细则》以来， 北京市小客车指标申请情况一直火爆。事实上，就一些路段而言，一定时段内，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状况有所缓解，可问题尚未根本解决，还出现了新的矛盾，比如挡车牌，涂改车牌号的行为开始增多；公车规制不力引起社会心理不平衡；先买车再摇号，摇了号占指标不用车；4s店资金链断层业务区域转移等等。回顾我们的交通管理历程，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交通系统得到了极大拓展和延伸。昨天学美国，今天学东京，过两天又瞄上巴黎，悉尼，看看他们怎么限制出行， 几点上下班，停车收多少费等等，似乎所有的成功经验都用上了。况且，我国的道路系统建设已经创造了奇迹，也居于世界发展前列，为什么堵塞这块顽瘤始终难以摘除呢？
依笔者所见，一元化的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趋向是问题根源，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高集中配置天然地带来了人财物流向的集中化。主体是趋向目标客体行动的，一定时间限度内的刚性需求不变，引起特定空间范畴内人财物的高度汇集。从一定角度，不能简单地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事实上，就北京市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而论，改革开放以后，城市道路体系规划设计之初很难遇见发展到今天的状况，二环建设的初衷就是为了引流外地资源，缓解市中心的压力，三环四环等等相继拓展没有几年的时间，交通压力迅速波及之广泛短期内确实难以预料，那么过多地苛责当局确有勉为其难之嫌。可一旦发展到三环四环的建设规划出台以后，不反思一贯的治堵思路的科学性，就说不过去了。在笔者看来，短期化，利益化的发展模式是调控屡屡失败的症结。交通问题本该规划治理，不该限制 ，不该疏导。城市建设，交通建设前段规划预防才是明举。否则交通发展将始终滞后。我们什么都学习了，交通治理手段是世界最多运用的最好的，唯独没能学习避免问题的理念和方法，没能借鉴指导理念和发展模式。一言以蔽之，从预防的视角，前段规划是解决问题的良药。当局不是不知道，一是有意回避，眼前这块集中发展模式的香饽饽不放，顾不得均衡发展，舍不得滚滚而来的土地出让金，如果舍不得把擅自改变的城市规划用地高价让与高附加值的商业用地就更难了。我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早就意识到政府与民争利是最差的经济政策。想要退出市场领域，缩小作用边界，不从体制机制的突破很难见效。二是现有的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在部门利益，局部利益和公务员个人短期奖惩基础之上，同社会矛盾长期性，整体性的价值趋向难以协调。三，叫喊了多年土地财政政府的基本角色转型困难,城市规划法，土地管理法的实施监督保障机制虚化。再加上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考评的严重不足，政府行为的内在激励机制缺乏制约。城市化进程的目标对于北京这座老城区理应承载更多的文化标记。从世界各国情况来看，首都的定位，政治本位和文化本位的排列大都居于在价值序列位阶的前端。现如今北京市发展模式遗留的交通弊病对我国大量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城市来说以及京郊尚未整体开发的欠发达地区而言，很大的大的价值体现在经验教训的汲取上。四，相较于户籍，就业领域，机动车的北京准入门槛过低，包括进京成本（外地车辆进京容易，成本不高）上路成本（机动车的费用、税费等各种手续费用）。上海由于实行机动车牌照拍卖制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机动车保有量。五，末端治理迫于经济等压力，地铁建设相对滞后，地铁网络设计缺乏科学论证，大量的人流压力集中在途中。在东京，地铁口是直接和超市，大型企业相通的的。这是保证东京交通通达性的主要原因。政府已经意识到这点，在新建地铁项目开发设计阶段会逐布吸收这一方案方法。然而，旧的路网改造会面临种种困难。另外，迫于传统财政制度改革困境，常常排斥在车号限行之外的公用车管理从预算配置到使用监督、数量配置等环节均有问题。据统计，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公务车监督管理十分严格，数量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公车调控的行政管制已经出台，市场机制，货币化的改革将相继跟进。
北京市的高集中发展模式的后果有二。一方面不断加大交通立体网络覆盖广度和深度，继续扩城（并不否认都市圈辐射效应）。加大矛盾替代成本，提升了城市土地生态和国防安全压力。客观地好处是伴随着地区间的人才供需结构进失调使得人才向二三线城市流动也调整了社会资源的自发配置；另一方面，人 、地和环境资源的矛盾加剧导致经济的迟缓，发达国家的垄断巨头利用资源经济优势加大打击力度， 逐渐强化政治影响力，转为资源经济领域的政治化干预思路。长期以来，交通问题造成的社会资源浪费数额惊人。照此逻辑，中心区的二十年之后保留的恐怕只有少数大企业和富有政治文化意义的建筑符号。搬迁的企业，机构会开始跟进。此外，京城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不仅影响首都社会发展持续推进，还将制约环渤海都市圈的整体建构。
既然发展至此，北京市政府怎么办？转变为适度均衡的发展观念是第一位的，既要考虑京城特殊的功能定位，又要兼顾城郊一体化，京津冀一体化。依次思路，当下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应着重在如下方面努力。其一，高度重视城市规划的重要价值和使命。这一关键任务完成的好坏将对环境 经济 社会的法制运行举足轻重。域外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人才选拔机制层面，一流的高精尖规划人才培养模式的完善迫在眉睫。就规划实施而论，建议以环保优先理念为先导，方便生产生活学习工作为条件，实行首都居民区，教育区，政治文化区，商业区，军事区的适度分离和合理配置的。其二，城市规划法的擅自变更现象，不仅在京城，地方更是屡见不鲜，这是造成土地矛盾的关键诱因之一。不久前，城市规划法、土地管理法的执法监督机制保障建设已经提上中央议事日程。在笔者看来，国土资源部的土地问责不仅要有政策风暴，需要长效问责制度的坚强后盾。其三，建立以住房、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先导的京津冀京都市圈合理的高精尖产业岗位激励规范。其四，公车改革应纳入政府改革的重要范畴。3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分别针对省部级和省部级以下单位做出规定，省部级官员提升职务后，也不能换车，“车随人走”。依笔者所见，从预算透明化民主化角度强化不同级别国家机关公车购入的约束迫在眉睫，完善以公车规范利用为中心的社会监督激励机制刻不容缓。其五，加大城市地铁交通的投入力度，参考东京的成功经验，科学规划，合理改造。此外，以每一个公民自我幸福的提升为目标，分阶段逐步完善公众介入GDP考评制度。GDP考评指标的变革如若仅仅停留在政策范畴， 和年年要改的土地财政政策一起屈服于短期利益，局部目标。决不允许待到发达国家GDP人均水准时，以另一种激化方式化解权利和权力的矛盾。我们可喜的看到，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部门已经意识到经济GDP的局限，将绿色GDP引入部门考评，人事考评范畴。或许是地方的交通矛盾不及京城突出，鲜有“交通通达度”的指标层次和细化体系。北京各区和地方各省市指标体系的改革宜逐渐提上十二五规划议事日程，进一步落实到制度。此外，从考评信息的调查，分析，制作到发布全过程均有待公众参与。公众参与的能力、动力因素不能成为政府排斥社会力量，自我循环，美化信息的理由。最后，土地财政制度的改革有赖于政府的信心和决心、既得利益链条的切断。经济发展模式的更新需要以民营企业的投资经营环境改善为逻辑起点，城乡一体化建构为主线，以失地农民利权利维护为中心，社会保障的全面推进为后盾，立足于供求理论这一根本市场法则，加大对各地保障住房切实供应的监督检查力度，形成合力，才能全面贯彻落实“藏富于民”的理念。
注：本文尚未发表

作者简介：潘佳（1986-），男，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经济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法学，环境资源与能源法学。

随着当今社会行政违法案件的隐蔽性、复杂性程度的加强，行政主体为了有效、全面地收集行政违法行为的事实资料和证据材料，在行政管理领域广泛运用非常规的行政调查方式——行政诱惑调查，并将此方式取得的证据作为具体行政决定的依据，其中最为争议的就是发生在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对此，学界争议的焦点是行政诱惑调查获取的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能否作为定案依据。结合对行政法领域非法证据排除的矛盾性分析，本文对“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取证持肯定态度，可以作为合法证据进行采纳；而对“犯意诱发型”诱惑调查取证则持否定态度，认定其为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一　行政诱惑调查的含义

　　行政诱惑调查并不是行政法上的概念，而仅是理论界使用的称谓，也有将其称为“钓鱼执法”、“陷阱取证”或者俗称“做笼子”。虽使用名称不同，但其内涵实质是相同的。因为诱惑调查作为专业术语，最早运用于刑事领域,源自美国的“侦查陷阱”、“刺激陷阱”和“警察圈套”，是刑事侦查中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具体指“侦查主体为了查明某些具有隐蔽性的案件，设置圈套或诱饵等诱惑方式诱发犯罪行为，或者根据犯罪活动的倾向提供实施犯罪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行为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当场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出于应对行政违法现象的复杂性、查处难度大等特性，行政调查活动也逐渐援用类似做法。因此，通过实践改造，“行政诱惑调查”这个概念就被引入到行政领域中使用。

　　行政执法人员行使职权的具体方式、内容、对象不尽相同，在行政诱惑调查的过程中，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类型。由于目前行政诱惑调查在行政领域的研究缺位，同时行政诱惑调查的前身乃是诱惑侦查，两者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及相关性。因此，借鉴刑事领域的诱惑侦查的分类，行政诱惑调查分为“机会提供型”与“犯意诱发型”。 所谓“犯意诱发型”是指设诱人促使受诱人产生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行为后实施抓捕，其主要特征是受诱人原本是没有犯罪意图，在设诱人采取了“主动行为”或“积极行为”后，致使受诱人在刺激性诱惑下实施了犯罪行为。“机会提供型”即受诱人已经具备犯罪意图，设诱人只是为其提供实施犯罪的条件和机会。

　　基于上述的分析，可以尝试对行政诱惑调查作如下定义：行政执法人员为了查处某些复杂、隐蔽性强的违法行为，通过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相对人实施违法行为的情境或为其提供条件和机会，从而得以收集信息资料和证据的一种特殊的调查方式。

　　二　非法证据排除的矛盾性分析

　　行政诱惑调查引起的理论争议主要体现在通过行政诱惑调查的方式获取的相关证据能否作为有效的行政决定或行政诉讼定案依据，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对于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学界存在矛盾性的观点。

　　马怀德教授在其著作中提到：“行政机关不得把通过违法手段制作和调取的事实材料作为定案依据。认定证据的合法性应该包括形式合法、来源合法、制作合法和程序合法。”并且指出“钓鱼执法”采用引诱、欺诈、胁迫甚至暴力的方式取证，违反了执法取证的要求，以这种方式获取的证据是无效的，不能作为行政行为的定案依据。但是在他同一著作中又提到“非法证据规则是有严格限制的，并非所有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都应当排除。非法证据的最初目的在于限制警察权的滥用，保护公民权利，所以即使在非法证据规则的典型国家——美国，非法证据规则也仅将法律实施官员依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排除。”

　　章剑生教授也认为“行政机关违法的手段取得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等证据，在行政诉讼中应都排除出去，否则，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可能失去应有的意义。”但马上又说：“如果行政机关非法取得的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能够证明当事人的行为违法，那么否定此类证据的证明力就可能放任其违法行为而无法予以追究，给国家、社会或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造成损害”。他认为对于违法取得的证据能否作为定案依据，实际上往往与一个国家对人权的重视与保护程度相关。对于违法证据的转化问题，按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区别对待，“口供应当从违法证据转化的可能性中排除出去，而对于其他如违法物证材料，经过一定的机关通过法定程序审批后，就可以成为定案”。

　　两位专家的观点，看似前后矛盾，其实是遵循了客观真实与法律原则价值之间的平衡。客观真实是采取必要合理手段对一些复杂性、查处难度大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调查，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最大限度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的价值在于适时吸收客观事实的要求，这样既符合客观真实，又能维护法律的权威、延续法律的生命。于是，在两种价值之间，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区别对待“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两种类型方式所获取的证据效力。

　　三　行政诱惑调查证据的可采性

　　在行政管理中，行政主体作出的任何一项行政决定都不能是主观臆断的，必须具有相关的信息情报和资料，正如“情报就像是机器的燃料，没有燃料机器就无法运转”。在强调依法行政的当今社会，“信息之于规制，犹如血液之于生命”。行政执法人员通过诱惑调查可以收集到大量的证据资料，既包括物证、证人证言，也有视听资料、录音录像等证据。这些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能否作为定案依据。这就涉及到我国诉讼法学界对待“毒树”与“毒果”问题的看法，其一是“砍树弃果论”，其二是“砍树食果论”。具体到本文对行政诱惑调查证据分析问题上，我们认为不能套用上述两种看法，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获取的证据属于合法性证据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规定》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从中可以得出，原则上通过合法的形式获得的证据，一般都具有可采性，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否则就不可采。因此，“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获得的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就取决于这种调查方式是否合法。

　　首先，“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是依法进行的。因为受诱人实施违法行为的动因来自于自身潜在的犯意，与设诱人的诱惑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联系，行为人的行为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其实施违法行为是明显的。行政执法人员在实施“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的“引诱”行为是“被动行为”或“消极行为”而不是“主动行为”或“积极行为”。被调查人的违法行为意图是自发产生的，并不是行政执法人员强行植入或诱发产生。

　　其次，“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是在被调查人具有实施违法行为意图后，行政执法人员从客观行为及主观心理推测其违法意图，从而为其提供实施违法行为的外部坏境条件与机会，这种调查取证的方式并未超过必要的限度。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调查的具体方法没有明确规定，由行政特点决定，行政主体对具体采用何种调查方式享有自由裁量权，只要不超过作为一般人所理解和承受的程度，于法于理都不悖，就应该被肯定和接受。并且“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有利于查获更多隐蔽性的违法行为，使广大公民免受非法行为的侵害。若不采用这种诱惑调查的方式，则有可能放纵违法行为，使公民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处于危险之中，损害公共利益，也侵害守法者的利益。因此，基于学者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矛盾性观点，不能将“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视为非法证据，从某个层面还应将其视为合法证据，具有可采性。

　　二、“犯意诱发型”诱惑调查是非法证据

　　首先，行政调查主体明知被调查对象没有非法意图，而故意主动对受诱人实施诱惑，从而获取证据。受诱人的犯意完全依赖于设诱人的诱惑，受诱人虽然在客观上实施了违法行为，但其主观上是被动的，是被设诱人强行拉入设置的“陷阱”当中，设诱人与受诱人之间的行为不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这种方式的诱惑调查在性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单纯的为查明事实获取证据，而是引诱、制造违法行为，本身具有侵权性与非法性，不能为下一步的行政决定提供依据。马怀德教授指出，“对于行政调查的方法，行政机关享有自由裁量权，但必须遵守比例原则，具有必要和合理的联系，否则构成违法取证，可以按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

　　其次，在刑事领域，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所获得的证据都持非法的观点，只是限承认了“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认为以这种方式侦查的证据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可以作为合法证据加以认定。如我国有学者认为，“机会提供型刑事诱惑侦查”取得的证据并未超过法律的界限、也未超越合理的限度，其合法性在司法实践中和理论界都被认可。在国外，许多国家也采用有限制的承认诱惑侦查之证据的合法性效力，美国、日本、瑞士、葡萄牙都有相关的立法规定。在我国台湾地区，其最高法院认为，“机会提供型刑事诱惑侦查，取得证据之过程既未违反法定程序，亦未侵犯人权，复有利于公共利益之维护，自应具有证明力”。

　　在注重效率与公平兼顾的行政领域，有限承认“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的效力，认定“犯意诱发型”诱惑调查违法，是行政管理中的理性选择，使行政调查过程既能获得最大的行政效益，又能使相对人的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作者单位：江西省峡江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