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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合同纠纷审判实务疑难问题探讨

　　　　　　　　　　　　　　刘竹梅，林海权 最高人民法院

　　近年来，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逐年上升，案件类型更加多样，新型、疑难案件不断出现。为解决保险法适用中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对一些典型性案件做了批复和政策指引，各地法院也先后出台了一些规范性意见，但裁判标准不统一的情况仍然存在。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了保险法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就保险法保险合同章的规定，结合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亟需解决的问题进行解释。笔者作为该司法解释的参与者，就保险合同纠纷审判实务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予以探讨，但文中所表述的观点仅代表个人的理解与认识。

一、保险利益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一）保险利益的界定：如何理解“承认的利益”保险利益界定是保险法适用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因为其涉及到保险合同的效力认定。保险法将保险利益界定为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对于如何理解该表述中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存在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保险利益的存在必须以实体法上的权利为基础，只有作为承保财产的合法权利人才具有保险利益，例如财产所有人、经营管理人、保管人、承揽人、承运人、承租人和抵押权人等。另一种观点认为，保险利益是指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具有的经济利益关系，该利益关系并不限于实体法上的权利，包括所有事实上的经济利益关系。根据前一种观点，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在取得标的物所有权之前对买卖的货物没有保险利益，即使该货物的风险已经转由买受人承担；根据后一种观点，既然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买受人当然具有保险利益，即使其不是所有权人。

从历史发展看，保险利益学说经历从一般性保险利益到技术性保险利益，再到经济性保险利益等学说的发展。[1]一般性保险利益学说将保险利益与保险标的物所有权等同起来，认为只有保险标的物所有权人才有保险利益。技术性保险利益说虽将保险利益从所有权概念中分离出来，但仍以法律规定的权利为基础来判断保险利益是否存在。这使得保险只不过是法律上损害赔偿的替代品而已，无法发挥保险制度分散损失与危险于共同团体之经济效用。[2]于是出现了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该说认为，保险是分担危险、对损失进行补偿的一种制度，只要投保人对某一物存在经济上的利益，即可订立保险合同。[3]该观点为保险业的发展留下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是当前世界各国的主要做法。因此，对我国《保险法》第12条所表述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似应解释为法律上承认的所有经济利益关系。“法律上承认”应指的是“保险利益”的“合法性”要求，而不是要求“法定权利”为基础。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刘宗荣所言，保险利益，不只是必须有利害关系，而且这种利害关系，必须是可以保险的，也就是经过法律的价值判断，被认定为正面的。[4]因此，“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不能解释为“合法权利”，而应理解为“合法的经济利益”。[5]

（二）保险利益的界定：如何理解“合法性”

　　既然只有合法的保险利益才可作为保险标的，那么如何理解“合法性”？审判实践中对此存在不同观点。有观点认为，财产保险利益是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具有的利益关系，保险标的物不合法并不代表保险利益不合法，因此，有些财产的实体法权利虽存在瑕疵，但仍可能是可保利益，例如违章建筑虽然不是合法财产，但所有权人在投保火灾险时对违章建筑仍具有可保利益。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合法的保险标的物才具有保险利益，不合法保险标的物不具有可保性，因此，所有不合法的财产都不能作为保险标的。根据该观点，违章建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作为保险标的物。在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的起草论证中，大家一致认为毒品不具有可保性，但对违章建筑、走私物品、盗窃物、违法种植的树苗等是否具有可保性存在较大争议。

如前所述，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代表着保险利益学说的发展方向，也更符合保险行业的发展需要。根据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保险标的物与保险利益具有不同指向，保险标的物是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失的财产，保险利益则是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具有的经济上的利益关系，即标的物发生保险事故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的实体法权利虽然存在瑕疵，但并不能排除其对该标的物的利益关系，该标的物发生保险事故的，被保险人仍遭受经济损失。例如，对于违章建筑，其虽然不符合行政管理法规，但只是在价值形式上不能等同于合法产权的房屋，其所有人为建设该房屋需投入一定的资金、劳务，其使用的建筑、装饰材料等客观上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如发生火灾等事故，其仍将可能遭受一定的损失。而且，该建筑物上存在的瑕疵并不当然意味着该瑕疵无法消除或补正，被保险人仍可能取得完全合法的所有权。因此，不能否认其可保性。至于保险利益自身所应具有的“合法性”如何判断，则应以是否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或公序良俗为标准，违反的即为不适法利益。[6]例如，毒品、走私物品则属于强制性法律明确禁止交易的物品，任何人对其不具有保险利益。

（三）保险利益的效力：在他人保险利益范围内投保如何处理

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是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的合法经济利益关系，同一保险标的物上可能存在不同保险利益。不同的被保险人在各自的保险利益范围内进行投保的，保险合同有效。被保险人在他人保险利益范围内投保的，保险合同是否有效、保险公司是否应承担保险责任则存在疑问。例如，货物承运人对于其承运的货物享有的是责任保险利益，而不享有所有权保险利益，但由于财产损失险的保险费率通常高于责任险的保险费，有的保险代理人会诱导货运承运人投保财产损失险，在此情况下，承运货物发生毁损灭失的，保险合同是否有效？实践中，承运人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保险公司通常会以其并非财产所有权人为由拒赔；财产所有权人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保险公司通常会以其并非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拒赔。审判实务界大部分观点认为，保险公司应承担责任，至于承担责任的依据，有保险责任说、缔约过失责任说、侵权责任说等不同观点；个别观点认为，保险公司无需承担保险责任。

从保险运行原理来看，被保险人在他人保险利益范围内投保的，保险利益在合同订立时即不存在，而且在整个保险合同存续期间，除非特别事由发生，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都不具有保险利益。既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不具有保险利益，保险人当然无需承担保险责任。但是，当前保险市场上之所以存在相当数量的在他人保险利益范围内投保的情形，主要原因在于保险公司及其代理人没有尽到应有的提示、说明义务，有些情况甚至是因保险代理人的诱导行为产生的，如果完全否认合同效力，实际上是允许保险公司逃避保险责任。在其他同等保单中，保险事故没有发生，当事人一般不会产生争议，保险合同效力不会受到质疑，保险公司收取的保费无需返还，如允许保险人对已经发生的保险事故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将在实质上造成权利义务的不对等。因此，为减少保险人的销售误导行为，防止保险人任意以保险利益不存在为由拒赔，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应要求保险人承担一定的责任。至于承担责任的依据，以侵权责任为基础可能更为妥当。首先，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不具有保险利益，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保险原理。其次，承担缔约过失责任通常以合同不成立或无效为前提，且仅赔偿信赖利益损失，但在他人保险利益范围内投保情形下，保险合同是否当然无效存在争议，且仅要求保险人赔偿信赖利益损失不能达到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目的，故以缔约过失责任为基础不妥。第三，以侵权责任为基础符合法理，也能更好地平衡双方利益关系。由于保险的专业性，为保护被保险人利益，保险法规定了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该义务应包括对保险利益的说明，保险人未对被保险人就“不具有保险利益将导致无法理赔”进行说明的，应承担侵权责任，这符合侵权法的基本原理。[7]从法律后果来看，保险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赔偿数额原则上相当于保险赔偿金的数额，但如投保人自身也存在过错，则可基于与有过失原理适当减轻保险人的赔偿责任。

二、保险告知义务的理解与适用

（一）告知义务的主体：被保险人是否承担告知义务

关于告知义务人的主体，《保险法》第16条仅将投保人规定为义务主体，但理论界与实务界均有观点认为，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一致时，应将被保险人也视为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8]这是因为：首先，要求被保险人承担如实告知义务符合立法目的。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的风险状态更为最清楚，对重要事实的了解程度高于投保人，对被保险人课以如实告知义务更有利于保险人准确评估危险。其次，要求被保险人承担如实告知义务更有助于防范道德风险。由于只有被保险人完全了解自身风险状况，如仅投保人承担如实告知义务，则明确知道自己不符合承保条件的被保险人，可通过他人代为投保逃避如实告知义务。此外，要求被保险人承担如实告知义务，也符合域外立法的趋势。[9]当然，由于《保险法》第16条所确立的告知范围仅限于保险人询问范围，故被保险人仅只有在保险人询问情况下才需承担如实告知义务。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一致，只要一人如实告知即可。因此，在被保险人是投保人以外的第三人的情况下，被保险人负告知义务更符合保险法的精神。

（二）告知义务的违反：合同解除与保险人拒赔的关系

关于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保险法》第16条采取双轨制模式，规定解除合同和拒绝赔偿两种法律后果，并设置不同的构成条件。关于保险人解除合同与拒绝赔偿的关系，审判实践中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保险人拒绝赔偿是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保险人拒赔必须以解除合同为条件；一种观点认为，保险人解除合同与拒绝赔偿是相互并列的法律后果，二者相互独立，保险人拒绝赔偿无需以解除合同为条件。

从保险法的立法角度看，第一种观点似更为符合立法原意。首先，该观点符合《保险法》第16条的文义标准。根据《保险法》第16条第4款和第5款的表述，保险人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根据文义解释，保险人拒赔以合同解除为条件。第二，该观点符合《保险法》第16条的体系标准。《保险法》第16条是完整的体系，第1款规定如实告知义务的范围，剩余条文规定告知义务违反的后果。第2款规定解除权的行使条件，第3款规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间，第4款和第5款规定解除权的行使后果。根据体系解释，保险人拒绝赔偿是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第三，该观点符合《保险法》第16条的立法目的。为加强投保人利益的保护，2009年保险法增加了不可抗辩条款和弃权条款，对保险人的解除权进行限制。如果保险人可不解除合同直接拒赔，则不可抗辩条款和弃权条款的意义大打折扣。保险人只有在解除保险合同后才能拒赔并非没有例外。在一些短期保险合同中，保险期限可能就一、两年。实践中，有些保险事故虽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可能是在保险合同届满后，保险人一般也是在此时才发现投保人未尽到如实告知义务。在此情况下，由于保险合同因合同期限届满终止，要求保险人解除合同已经不可能，故应允许保险公司直接拒赔。但是，保险公司拒绝赔偿仍然应受到 《保险法》 第3款和第6款的限制，超过不可抗辩期或者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就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不能拒赔。

（三）告知义务的违反：保险合同解除与撤销的关系

保险法如实告知义务制度与合同法可撤销制度都解决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那么二者处于什么关系？如果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同时，符合民法上意思表示瑕疵的相关规定，保险人除了依据保险法的规定行使解除权外，是否还可以根据民法上的规定行使撤销权。对此，存在以下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保险告知义务制度是保险法上的制度，民法上的意思表示瑕疵制度是民法上的制度，二者的立法目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均不相同，保险法上保险告知义务的规定并不排除民法上意思表示瑕疵相关规定的适用。另一种观点认为，保险告知义务制度是民法上意思表示瑕疵制度在保险法上的特殊制度，依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应该排除民法上意思表示瑕疵制度的适用。第三种观点认为，应该根据不同的意思表示瑕疵分别对待：如果投保人以欺诈的形式违反告知义务的，保险人除了可以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解除合同外，还可以根据民法意思表示瑕疵制度的规定撤销合同；如果投保人主观上并没有恶意的，则保险人只能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寻求救济。

从平衡保险人与投保人双方利益关系来看，第三种观点似更为合理。《保险法》第16条第3款规定了不可抗辩期间，自保险人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30日，或者保险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两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保险合同，该条款的目的在于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利益，但该规定也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例如，明知自身不符合条件投保人仍可通过欺诈的方式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如及时发现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要求解除合同的，投保人仅承担合同解除前部分的保险费损失；但如果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后两年才发生保险事故的，则保险人因超过不可抗辩期不得解除合同，被保险人仍然可能获得赔偿，这显然不利于惩罚保险欺诈行为。实践中，甚至有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两年内发生保险事故，但故意拖延至合同成立两年后才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以规避如实告知义务。为了防范个别投保人利用不可抗辩期间规避如实告知义务，有必要通过合同法上的撤销制度对该类行为进行规范。因此，如果投保人以欺诈的形式违反告知义务的，超过不可抗辩期间，保险人无法依据《保险法》第16条规定解除保险合同的，应允许其根据合同法上的相关规定撤销合同，这也是当前《德国保险合同法》所采的观点。[10]当然，实践中应谨慎适用该规定，只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投保人采取欺诈行为订立合同的，才可允许保险人撤销合同。

三、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理解与适用

（一）明确说明义务的范围：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如何界定

关于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2009年保险法修订时将原来的“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修改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将散见在保险单其他条款中涉及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也纳入明确说明的范围。对于如何理解该条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理论界的界定方式不一，实务界也存在较大争议，归纳而言存在狭义说和广义说两种观点。狭义说认为，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是我国保险法特有制度，对保险人过于苛刻，在审判实践中已经成为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兜底条款，社会效果不好，应当严格限制明确说明义务的适用范围，故“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仅包括保险单中责任免除部分。广义说认为，由于保险条款的专业性、复杂性以及保险公司特有的营销方式，投保人经常在尚未了解保险条款的情况下订立保险合同，保险公司经常利用格式条款减轻、免除其保险责任，故应当强化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以促进诚信保险市场的建立，“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包括保险合同中一切约定保险人不承担或者少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条款。

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界定，应合理平衡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的利益。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存在与保护投保人利益息息相关。[11]一方面保险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保险合同所采用的相关条款往往包含大量专业术语，不但晦涩难懂，且内容庞杂，普通的投保人对保险条款难以理解，因此，要求保险人对相关条款进行说明，有助于解决保险人的专业性与投保人的非专业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12]另一方面，保险条款一般都是由保险人单方提供的格式条款，投保人对保险条款进行实质性修改的难度较大，只剩下“要么接受，要么走开”的权利，因此，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前应对保险条款中的免责事由进行说明。[13]但是，加强投保人利益的保护不能忽视对保险人运行成本的考量。要求保险人承担广泛的明确说明义务，保险人要支付更高的运行成本，该成本将会以不断提高的保险费转嫁给投保人，不仅加重投保人负担，也可能会抑制保险行业的发展。[14]因此，从保险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界定采折衷观点可能更为妥当，即包括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给付等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条款。

正确处理村民自治条件下村“两委”关系
努力建设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共扬州市邗江区委党校 李 彦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在村民自治条件下，村“两委”工作运行机制，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农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有助于推进农村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进而为实现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政治组织保障。
一、村民自治条件下，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之间存在矛盾和问题
具体农村工作实践中对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之间的职能和作用的界定上，存在着不少模糊的、错误的认识。主要表现在：
一是认为“党支部既然是领导核心，因此就应该包揽村里的一切事务。”目前，有为数不少的村党支部书记认为党支部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就是要对村里的一切事务都要说了算，不然的话党支部就是被架空了，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了，因此，对村里的事务不管大小都要亲自过问，一个人说了算，这种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党支部统揽全局，但不能包揽一切具体事务。面对村民自治的新形势。党支部必须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健全党支部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对于村委会职责范围内的事务，党支部应该支持并放手让他们自行办理。
二是有些村民和村委会干部认为“村党支部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搞好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就行了，经济工作和村务工作就不要管了。”个别村庄甚至出现了“土地现已分到户，自己种地不用党支部；村民自治自己做主，用不着乡镇政府”的错误认识。这种认识显然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党的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特别在农村基层更是如此。中央对村党支部建设提出的“五个好”要求之一，就是要有一条发展经济的好路子。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党组织领导经济工作责无旁贷；村里的重要事务，当然要由村党组织把关定向，也需要乡镇政府的业务指导。
三是部分村认为“现在是村民自治了，村党支部的作用不大了。”认为村委会的作用应该比村党支部大，村委会代表村民管理村里的事务，党支部只要管好村里那几个党员就行了，其余没什么作用。这种认识显然也是错误的。发挥社会主义民主，要“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村民自治必须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这一点决不能动摇。
四是部分新当选的村委会干部认为“村委会比党支部的权力大，党支部得听村委会的。”理由是“村委会是全体村民选的，党支部则是占村民人数很少的党员选的。村委会比党支部拥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这自然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否定党的领导，就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是谁选的，而在于选出的人是否代表党和人民的利益。
五是认为“村委会主任是村民选的，代表村民利益，党支部书记是上级党委任命的，代表领导干部的利益，应该改变过去支部书记说了算的做法，由村主任说了算。”不少村民认为，如果村主任上台后说了不算，就不叫村民自治，如果是支部书记说了算，那他就只听上级党委的，不会捍卫村的利益。这种思想也是不对的。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最直接的出发点是尊重和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最直接的目的是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并不是由原来的支部书记说了算，改成由村主任说了算。
由于存在以上的认识误区，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在相互关系的处理上常常出现比较严重的矛盾和问题。
二、村民自治条件下，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产生矛盾和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是村党支部领导方式和管理模式面临挑战。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政权虽是“二元制”，但是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往往是“一元化”，即农村党支部既是村里的最高的领导者，又是村里的最主要管理者。在一元权力结构条件下，村党支部的领导方式基本上是垂直式的，采取一统到底的管理模式，直接控制农村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
在村民自治条件下，村民通过村委会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这就使村党支部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实行村民自治之前，村党支部是农村基层唯一重要的政治组织。随着村民自治的深入发展，村民委员会在农村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村民自治改变了村党支部的政治生态。原有的农村一元权力结构的制度基础是自上而下的乡镇任命，而新的二元权力结构则导入了村民自下而上的民主授权机制，村级组织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发生了变化。村委会依法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其权威的树立主要依赖村民对其工作的绩效评估，而不是村党支部或乡镇的检查评估。过去，村级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都掌握在党支部手中，而现在这两种资源发生了分流，村委会要掌握经济资源和一部分政治资源，而且这一部分权力受法律保护。然而，面对农村基层管理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一部分村党党支部尤其是支部书记，仍然习惯于一元化的领导方式，事无巨细都得由自己说了算，方式、方法十分陈旧，仍然沿用过去那种僵化的工作方式，习惯于行政命令，甚至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结果既处理不好与村委会的关系，也激化了与村民之间的矛盾，最终破坏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农村生产力的健康发展，引发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使村民自治的规范运作难以进行。村民自治后要求党组织进一步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与目前村党支部自身建设的滞后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和问题。
二是制度设计的缺陷，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对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职权规定不清晰不明确。《党章》规定：“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党支部，领导本地区的工作，支持和保证行政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操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对“两委会”关系的规定比上述两个文件具体了一些：“乡镇党的委员会和村党支部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乡镇、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村党支部“领导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共青团、妇代会、民兵等群众组织，支持和保证这些组织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各自章程充分行使职权”。这就是说，实行村民自治以后，村党支部在农村中仍处于领导地位，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为村“两委会”的工作开展及关系处理奠定了一定基础，但对村党支部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对村“两委会”关系的规定都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这就使得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在理念上是清楚的，但在运行层面的落实上却遇到了难题。村党支部对村委会和其他村级组织如何进行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以何种方式实现领导核心地位？对于一个具体的村庄来说，什么样的事情应该由村支部决策？什么样的事情应该由村委会决策？决策的程序如何实施？如何体现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产生问题以后应该如何追究责任？等等，这一切问题，都缺乏可操作性的规范。 这一问题的存在，已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地位，也影响到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在实践中必然造成村“两委”关系的矛盾和摩擦。
三是有些乡镇党委和政府推行政务，指导村务时理所当然地把村党支部当作自己的依靠力量和忠实的“嫡系部队”，而将村委会当作怀疑对象和“异己力量”，在农村两套班子中搞亲疏关系，不可避免地制造“两委”对立。
另外还有素质问题，部分“两委”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偏低，法纪观念淡薄；历史的惯性，宗族、家族因素也从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建立科学高效的村“两委”工作运作机制，推进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切实理顺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建立健全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 他还进一步指出：“对这个问题，各地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解决。”“要建立健全村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
调查发现，凡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之间存在矛盾和摩擦的，问及产生矛盾和摩擦的原因，有70.2%的村支部书记反映是由体制和机制不顺产生的，由此看来，理顺“两委”之间的相关机制，对于化解和消除“两委”之间的矛盾和摩擦至关重要。
一是要理顺决策机制。建立“两委”联席会议制度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决策形式。“近年来，许多地方在实践中创造出由村党支部召集、书记主持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联席会议制度，在民主协商基础上对村级重大事务进行决策，然后按照各自的职能组织实施，这样既保证了村党支部的领导地位，又发挥了村委会的作用。建立了这一制度并认真坚持的村，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一般都比较协调，各项工作也开展得比较顺。对这一做法，各地可继续进行探索和总结。” 联席会议主要讨论研究本村的各项重大问题，而重大问题的最后决定，则要通过建立和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来做出。一般应履行下列程序：初步方案由村“两委”研究提出，或由本村1/10以上村民联名提出，交“两委”联席会议讨论；先召开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会、党员议事会征求意见，再召开村民代表议事会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情况，“两委”联席会议对初步方案进行修改、补充，形成方案；将方案提交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通过后付诸实施。
二是要理顺管理机制。村级管理工作，要走制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路子，努力做到村里各项事务的管理都有章可循。包括对村干部的管理、村民管理和村务管理，都应当建立健全一系列规章制度。对村干部的目标管理、民主监督、培训、报酬以及审计，都应该制定相关制度。对经岗位评定不合格的干部，党支部要按规定程序提出诫勉、警告、限期改正，直到撤职或按法定程序予以罢免，使农村“两委”班子和干部的目标责任、行为规范始终处于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监督之下。对村民的管理，也应当制定一系列制度，体现在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中，把村民的社会活动纳入到法治化轨道。村务的管理，包括村级财务管理、档案管理、村务公开，也要用一系列制度来规范。
三是要理顺权力机制。实行具体事务的管理权和监督权的分离。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委会是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执行机构，享有村务管理权，又负责召集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组织村务公开。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和村务公开是对村务管理进行有效监督的主要形式、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同时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这势必造成村委员会集村务管理权和监督权于一身。2002年，浙江省富阳市春江街道某村有五分之一以上村民联名要求罢免村委会主任，而村委会主任不肯召开村民会议，致使罢免程序难以启动。这说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的这一制度设计存在着严重缺陷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修订和完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现实中导致村支部不愿放权而成为管理权和监督权的实际拥有者。因此，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必须明确规定实行村务管理权和监督权的分离，把村务管理权交给村委会。而把召集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和组织村务公开的权力赋予党支部。村委会依法行使财产权和经济合作社法人权等行政管理职能。这些应该看作是村民自治的硬件部分，如果没有这些权力，村委会就无法正常工作。
村经济合作社是村级社区性、综合性的合作经济组织。建立这样的经济组织，无疑是符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企分开的要求的。许多地方规定“村经济合作社是全村集体所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是经济法人组织”，“村党支部书记一般应兼任村经济合作社社长” 其实，这些规定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规定的“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存在着明显的职能重叠现象，使村级组织之间的职责、权限难以厘清。因此，有必要加以修改。村委会是村集体所有资产的法人代表，村经济合作社经营管理的资产应由村委会授权。如果按照这样的产权关系推论，村经济合作社应受村委会直接领导。这就要求村党支部必须依法保障村委员会行使这些权力。党支部在依法重新界定自己职能的基础上，要在有关方向性、政策性、全局性问题上实现自己更高层次的领导。如党支部要负责村经济合作社监事会工作，使村经济合作社的管理更趋于科学；要推动村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建章建制，依据规章制度对村委会财务等工作实施监督，拥有对财务管理等方面的纠错权。村党支部不能既当代表者、监督者，又代行村委会职权，自己监督自己，这样必然失去代表者、监督者的可信度，失去村民的信任和支持。通过建立制度化的分权合作制度，使党支部在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前提下，成为村民自治的推动力量，并不断增强自身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四是要理顺工作机制。“两委”要建立健全议事规则和工作制度，包括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度，例会制度等。鉴于村民自治制度和村委会工作制度在许多地方不太健全的实际情况，当前应着力健全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着力健全村委会的办公会议制度。要实行村委会定期向党支部汇报工作制度和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制度，党支部定期向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会报告工作制度。村委会一般每月应向村党支部汇报一次工作，日常工作中的一些大事、要事，要及时主动地向村党支部汇报；村委会每年至少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报告一次工作。
五是要理顺用人机制。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村里的干部无论是由选举产生，还是由任命确定，村党支部都有对候选者进行考察的责任。即使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干部，也应当遵循这一原则。村内各种组织的换届选举，都应当在村内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确定村干部的职数，要由村党组织根据有关规定提出具体意见，报乡镇党委批准。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