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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财政部关于开展2001年度地方企业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决算报表稽核工作的通知

2002年4月5日 财统〔200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为了进一步加强企业、行政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单位”）的会计信息管理工作，规范企业、单位会计决算行为，提高会计决算报表质量，推动地方会计报表决算工作，财政部决定于2002年5月～8月对部分地区进行2001年度地方企业、单位会计决算报表的抽样稽核工作。
　　一、稽核范围
　　2001年度地方企业、单位会计决算报表稽核工作，由财政部根据全国地方编制2001年度会计决算报表工作情况，结合2000年度地方会计决算报表稽核工作，选择部分省市，随机抽取200户基层企业、单位作为稽核样本：
　　（一）2001年度地方企业、单位会计决算报表稽核工作选取了天津、河北、黑龙江、大连、河南、江苏、宁波、安徽、广西、重庆、青海、新疆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200户基层会计决算报表编制企业、单位（200户稽核名单另文下发）作为稽核对象。
　　（二）2001年度地方企业、单位会计决算报表稽核工作的稽核样本依据“随机抽取，适当调整，相对集中，比例协调”的原则选取。在200户稽核样本中，企业、单位各有100户。
　　（三）未列入财政部指定范围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可根据自身工作的实际情况，自行组织开展2001年度的会计报表稽核工作。
　　二、工作内容
　　2001年度地方企业、单位会计决算报表稽核工作的重点是：
　　（一）被稽核企业、单位是否按2001年度会计决算报表的统一工作要求如实、准确填报，填报范围和上报程序是否符合规定；
　　（二）被稽核企业、单位上报的会计报表类别是否齐全，报表编制方法是否符合相关文件和制度的要求；上报会计报表数与企业（单位）会计总账、明细账是否相符；
　　（三）企业合并会计报表是否按规定要求进行合并，有无漏报下属企业和控股企业情况；
　　（四）被稽核企业、单位会计报表封面信息填报是否准确、是否有相关责任人签字、盖章；
　　（五）企业会计报表“基本情况表”中的主要数据指标如职工人数、企业下岗职工情况、工资及福利、不良资产及潜亏挂账等，预算单位报表中机构、单位定编人数、财政供养人口等项指标是否准确、真实，固定资产以及其他实物量指标填报的真实性、完整性；
　　（六）核对被稽核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表”中各项客观因素是否符合2001年度会计报表文件规定，上述客观因素是否在年度审计报告中充分披露；
　　（七）企业有关长期投资、不良资产信息是否按规定要求如实披露；是否按照会计报表工作要求编写报表附注并对企业有关重要事项如实予以披露；
　　（八）被稽核企业、单位是否存在向不同使用人（如银行、税务、工商等行政管理部门）提供不同报表的情况；
　　（九）被稽核企业、单位是否按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意见调整或重新编制年度会计报表；
　　（十）被稽核企业、单位的其他会计信息情况。
　　三、工作时间及步骤
　　2001年度地方企业、单位会计决算报表稽核工作定于2002年5月8日～8月31日进行，具体工作主要分为：前期准备、具体稽核、总结上报和处理整改四个阶段进行。
　　基本工作步骤如下：
　　(一)前期准备阶段（2002年5月8日～5月20日）
　　1．全面部署本地区2001年度会计决算报表稽核工作，提出统一工作要求，落实稽核工作组织、人员和工作任务。
　　2．组成稽核小组，培训稽核工作业务骨干，熟悉掌握会计决算报表及相关政策、制度及稽核工作内容。
　　（二）具体稽核阶段（2002年5月21日～7月31日）
　　各稽核小组进入到基层报表编制企业（单位），检查企业（单位）2001年度会计决算报表工作情况，结合其上报给财政部门的会计决算报表、上报其他综合管理部门及主管部门的2001年度指标数据和企业、单位有关会计基本核算资料，按照工作内容和要求进行细致稽核工作。
　　（三）总结上报阶段（2002年8月1日～8月31日）
　　各列入财政部2001年度地方企业、单位会计决算报表稽核工作范围的地区财政厅（局）要对所承担的稽核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并将本地区稽核工作情况书面报告（附报软盘）在8月31日前上报财政部统计评价司和财政部监督检查局。
　　稽核工作情况书面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被稽核企业、单位的基本情况，如：企业、单位性质、所执行的会计制度等；
　　2．稽核小组开展稽核工作的情况；
　　3．被稽核企业、单位的2001年会计决算报表稽核情况；
　　4．发现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意见，对存在的问题要逐户逐项列明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和相关的制度、规定，处理意见要列明通报批评、处罚、整改等具体内容；
　　5．对企业、会计决算工作的建议；
　　6．会计信息质量检查表（附报软盘）。
　　（四）处理整改阶段（2002年9月1日～12月31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及相关财务制度的规定，各地区财政厅（局）对被稽核企业、单位进行相应的处罚，并于12月31日前将有关处理情况报财政部统计评价司和财政部监督检查局备案。
　　未列入财政部2001年度地方企业、单位会计决算报表稽核工作范围，自行组织稽核工作的地区，应于主体工作结束后将工作情况报财政部统计评价司和财政部监督检查局，财政部将组织对地方会计决算报表稽核工作的抽查。
　　四、稽核工作的组织
　　2001年度地方企业、单位会计决算报表稽核工作，由财政部统计评价司会同财政部监督检查局统一组织、协调，具体稽核工作由各地区财政厅（局）的统计评价机构和监督机构共同负责具体实施。
　　稽核工作小组应抽调熟悉会计决算报表工作、企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以及财政检查等工作制度、程序的业务骨干参加，根据被选中企业、单位的户数，组成相应稽核小组，原则上每个稽核小组由3人～4人组成，可适当借调中介机构具有一定资质的专业人员参加，每组负责5户企业（单位）的稽核工作。
　　各地区财政厅（局）的统计评价机构根据财政部确定的稽核样本名单，负责提供本地区被稽核企业、单位向财政部门报送的2001年度各类会计决算报表，同时提供2001年度会计决算工作文件。
　　五、有关工作要求
　　（一）各地区财政部门在接到本通知后，要按照本通知的工作要求，周密部署，精心准备，切实做好组织实施工作。
　　（二）各被稽核企业（单位）应按照本通知的要求，指定专门机构和人员，提供必要的办公条件，积极配合稽核小组的稽核工作。在稽核过程中，各被稽核企业（单位）要如实反映情况，主动提供有关资料，对稽核中遇到的问题，要及时向稽核小组、主管部门和财政部反映。
　　（三）各稽核小组要按照财政部《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办法》、《财政检查工作规则》的有关要求，认真编制稽核工作计划，深入细致做好稽核工作。对查出的问题，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章、制度，提出处理意见，在充分听取被稽核企业（单位）意见的基础上，认真编写《财政监督检查报告》。
　　（四）在稽核工作中，稽核人员和被稽核企业（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规章、制度，遵守工作纪律和要求，对违反者，将视其情况依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予以相应的处理和处罚。
　　（五）如财政部选取的稽核企业、单位与其他有关部门的检查（审计、税务、监事会等）有重复的，要及时向财政部汇报。
　　财政部将加强对各地区稽核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各地区在稽核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与财政部沟通。


初探法律现代化进程中的困惑——以构建中国式诉辩交易制度为契入点

王硕　郭春枝（助）


摘要：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法律发展过程，中国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要学习、移植发达国家的某些法律制度。但如何选择移植的法律制度，以及怎样将其根植于社会主义土壤，充分为社会主义服务是现阶段法制建设过程中急需应对的又一难题。本文以中国式诉辩交易制度的构建为例，深入剖析法律土壤在法律移植中的作用，对于法律现代化过程中的法律本土化面临的困惑提出相关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法律现代化；法律本土化；诉辩交易；法律移植


一、法律移植是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途径

　　法制现代化代表着人类弃旧图新的意志和愿望，具体而言，法律现代化包涵三层意思：第一，法律现代化意味着一种内制改革的需求，指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能够对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给予广泛的有效的法律调节，实现法律制度本身的体系配套、内容完善。第二，法律现代化体现着受外力促进后的创新精神，反馈着现代文明的所有成果和优秀品质，强调剔除愚昧落后甚至野蛮的因素。第三，法律现代化是一种最高境界的价值追求，要求人们拥有深邃的对法律适应时代需求而进化的理解和认同，代表着人类前进过程中弃旧图新的意志和愿望。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法律发展过程，它不是孤立封闭的现象，也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的个别态势。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国家间交往日益频繁，各种不同的法律文明必然发生相互撞击和冲突，并导致相互渗透、吸收和融合。特别是现代社会,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处于共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下，各国政治、经济活动的相关性和互动性因素加强，从而客观上要求各国立法协调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关系。法制发展呈现出国际化的强劲势头。在现代社会，任何国家法制的发展都不可能走封闭式的道路，而法律移植正是移植国突破狭隘的民族界限，面向世界寻求法制发展的结果。因此，移植外国先进法律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途径。

二、 移植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制度是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要前提

　　任何制度的设计建构都离不开其背后客观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文化传统、民族特征，就像鱼的生长与水息息相关一样，不同法制有它特定的生成环境，再好的法律制度离开了合适的文化环境尤其是法律文化环境也会失去生机与活力。法律移植指移植国有目的地对外国法制进行选择和创新的结果, 这种选择和创新必然具有主观能动性，它是个复杂的过程，正如植物移植需要考虑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差异，器官移植需要考虑人体的排他性因素一样，法律移植也要考虑外国法在本土社会环境中的融生问题，而这比植物移植和器官移植要复杂得多，它是“移”和“植”的统一，既包括对外国法的移入，也包括外国法在本土的培植，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而后者更为重要。因此，如何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先进法律制度成为法制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基石之一。本文通过分析诉辩交易制度在中国构建过程中的困境，说明法律制度对文化环境的依赖关系。
　　诉辩交易或者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肇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亦称答辩谈判(Plea Negotia-tion)和答辩协议(Plea Agreement)，指起诉和辩护双方律师在庭外进行磋商和谈判,起诉方以撤销部分指控、降格控诉或者建议法官从轻判刑等许诺换取被告人作认罪答辩，以便节省审判所需的时间和开支，特别是避免审判的不确定性。在此磋商的过程中,双方律师要经过认真的准备，可能还要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如同市场上做交易那样，故称答辩交易。其最大的特点是高效便捷，节约司法成本。
诉辩交易之所以在美国诞生，有特定的渊源，与美国的社会环境、诉讼理念、诉讼制度、社会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美国奉行当事人主义和程序正当的理念，其价值观认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并无实质的区别，在刑事诉讼中也实行当事人处分原则，当事人也可以自由处分诉讼中的请求，在刑事程序中实行“罪状否认程序”，被告人一旦自愿作出有罪答辩，便意味着放弃了获得公开审判的权利，也放弃了获得无罪宜判的权利。在美国，公民与政府的人格是平等的，诉讼中的地位对等，被告人是一方当事人，有权自主决定自己命运，即使在有罪答辩的情况下，也是被告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切身利益而进行的“自愿而明智”的选择。美国的检察官享有独立的、几乎不受限制的裁量权，是诉辩交易的前提，美国实行公诉垄断，被害人是刑事诉讼的证人，对刑事诉讼的进行和案件的解决几乎没有影响力，而是由检察官与被告解决，检察官享有刑事追诉的决定权。刑事判决的“非合意性”和人们追求未来生活确定性、避免冲突的愿望，是诉辩交易盛行的心理因素。案件的压力与司法资源有限性的矛盾是诉辩交易盛行的直接原因。另外，美国完备的证据开示制度也是诉辩的交易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
　　而在我国，虽然从理论和现有法律规定以及实际情况看，设置诉辩交易程序已经具备了条件。比如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同时142条也规定了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在审判中形成了检察官主审、控辩对抗、法官居中的局面，已经具备了设置诉辩交易的理论基础。再者我国正处于变型转轨时期，各种犯罪案件急剧上升使得诉辩交易制度的引进存在必要。但诉辩制度与我国现行司法制度以及某些传统法律文化格格不入。首先，我国刑诉法规定了“疑罪从无”的原则，在诉讼中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而在诉辩交易制度下，被告人本来自己没有犯罪但可能出于各种考虑，通过认罪来换取自由，这就违背刑事诉讼法当中的证据原则；其次，我国刑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定罪量刑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而不能根据被告人是否承认来认定，而诉辩交易降低了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与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相悖。并且，诉辩交易制度不适合我国国情。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法律原则的确立和落实，程序正义的理念刚刚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诉辩交易，势必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对诉讼参与人的程序权利的保证。同时我国目前的司法职业环境、法律职业者的素质都不能适应诉辩交易制度的要求。如果实行诉辩交易，肯定会赋予司法职业者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在目前没有有效的制约机制的情况下，新的腐败难免会乘虚而人。
　　如上所述，诉辩制度在很多方面与中国传统的法制环境、本土法律资源以及法律文化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冲突与矛盾，但我们不能因为阳光会投下阴影而拒绝光明，不能因为中国当前的某些法律文化、法律土壤中的某一成分不适宜该制度是我培植而否决该项制度在当前中国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在判断是否应该移植某一项法律制度时，首先应深入分析该法律制度在国外所赖以存在的法律文化环境的基础之上，联系中国当前的实际国情，结合中国的法律文化土壤，以确认是否存在培植该制度的空间以及空间的大小。对于只是存在生长空间的大小问题而非有无的情况下，不能断然否决考虑移植的制度在国内存在的合理性与合理性，需要我们做的或者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培育符合需移植制度生长的更好的土壤，拓展其发展空间。正如对于诉辩制度一样，我们的当前工作就是培植适宜此种制度生长发展的法律土壤与文化环境，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的诉辩交易制度，实现诉辩制度的本土化。

三、法律本土化是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一个国家的传统作为活生生的文化存在的现实土壤，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轻易割断与彻底决裂的，无论我们在主观上怎样彻底地摆脱传统的束缚，怎样企图与传统实行彻底的决裂，但在实际上可能仍然带有传统赋予我们的观念框架和文化眼镜。而西方文化作为活生生的有机联系的系统，在与其进行全面接触与认识之前，我们无法先入为主地对它的各种因素进行准确的判断，更无法对整体结构中的各个分子进行好恶的取舍，并且一个国家在主流文化以外，民族、区域、城乡、环境等的差异，除了考虑与主流文化的融合，更重要的是与千差万别的亚文化进行调适。因而本土化是中国法治走向现代化必须充分考虑的因素，即弘扬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而非光复旧习，注重中国现实、国情而非脱离社会需要，坚持中国法治发展特色而非盲目崇拜西方。任何企图依靠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法律，完全照搬、移植西方的法律来来实现本国法律的脱胎换骨从而完成的法制现代化的企图，不仅在是感情上是难以接受的事，而且注定是难以成功的。60年代法国比较法权威达维德曾以法国法典为蓝本帮助埃塞俄比亚起草了一个形式上相当完备的现代化法典，但却因不符本国国情，被人们讥笑为“比较法学家的乐事，非洲人的恶梦”。但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资源并不是单纯的从历史中去寻找，更多的是从生活中着手，以习惯、行为为视角，正如苏力先生所说的“寻求本土资源,注重本国的传统，往往容易被理解为从历史中寻找，特别是从历史典籍规章中去寻找。这种资源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寻找。研究历史只是借助本土资源的一种方式。但本土资源并非只是存在于历史中，当代人的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芽发展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是更重要的本土资源。传统也并不是形成文字的历史文献，甚至也不是当代学者的重新阐述，而是活生生地流动着的，在亿万人的生活中实际影响他们行为的一些观念，或者从行为主义角度来说，是他们的行为中体现出来的模式。这种东西,无论中国当代正式法律制度在其他方面是如何西化了，都仍然在对中国社会起很大作用。”
　　文化传统是一个巨大而深厚的存量，它被特定的社会群体所选择、收纳、共享，并经过时间的积淀、净化、得以绵延、传递，因而有着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和群体认同性。作为一种传承、积淀和整和了数千年的制度形态，中国本土的传统法文化是不会轻易灭亡的。立足于中国国情，警惕法律上的历史虚无主义，珍惜传统中一切有一价值的、有益于现代的成分，注重对传统的认同与衔接，就是必然之事。中国的法律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的法律发展必须是适合中国本土化的模式，“跟着人家乱跑”的急功近利的“拿来”行为，只能解决“应战”的燃眉之急，终归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本土法文化是一份必须承受的财产，是我们法文化现代化举步的第一阶段。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本土传统法文化中有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重视与发展的，如将法律与人、自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强调法律与伦理道德的结合，惩罚与教育的互补，保持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中庸等等。这些对社会的统一与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内在价值，没有这些，有可能人类创造的法律文明会毁灭法律本身。在追求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按西方人的要求和模式去分析、论证有关中国法律的具体问题，否则我们的法制建设就会亦步亦趋地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丧失了从根本上去挑战和回应西方法文化的勇气，从而失却了自己文化的主体性。无论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褒也好，贬也好，都是西方学者在特定背景下的认识，这种认识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这种认识也可能是一种完全失真的中国形象，我们要慎重些，多加一份戒心。西方学人(包括海外华裔学者)的观点不能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或悲观的依据，中西方法律所走道路不同，用西方法的标准来衡量或裁剪中国，是不合适宜的。事实证明，凡是具有传统依托的法律变革往往能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果，例如解放后我们所用的人民调解制度，劳动改造制度等。而没有传统作为依据的改革，往往在实行中举步维艰，或流于形式，或弊端百，防不胜防。黑格尔有言:“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永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地们靠了历史，才能够意识到他自己的‘精神’表现在‘法律’、‘礼节’、‘风格’和‘事功’上的发展行程。‘法律’所表现的风俗和设备，在本质上是民族生存的永久的东西。”

四、结语

　　当代中国，在充分认识到外国法律的先进性的同时，应结合中国实际考虑，是否具有移植、借鉴该项法律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一项法律制度的建立是否合理以及能否真正发挥作用除了制度本身外，更为重要的还赖于它所根植的土壤与所处的文化环境。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充分考虑中国的司法实践以及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法律资源，以“法来源于习惯”为视角，挖掘本土资源，注重本国传统，立足本国历史，吸取外国法律制度的合理内核，结合中国法制资源及传统文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以实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何勤华等著：《中西法律文化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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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领军.试论诉辩交易何以可行[J ]，政法论坛，19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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