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送卷手续及整理诉讼卷证应注意事项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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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送卷手续及整理诉讼卷证应注意事项的通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送卷手续及整理诉讼卷证应注意事项的通报
1950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
华北各级人民法院：
关于各级审判机关直接或间接送到本院的诉讼卷宗，仅就近半年收案情形，加以检查；在整理刑民案件的卷证及送卷手续等工作上，还存在着重视不够的现象。其具体表现，有下列数种：
一、送卷手续及寄回送证的缺欠
1．一函数案——上诉案件数起用一函送来时，就使终审法院的收案工作增加困难，无法附卷。必须照原函另缮数份，连同原件分别订入各案的本院院卷内，而案结后发回原法院时，原送卷函稿亦须照缮数份，分别附卷归档，以利检查。
2．案件有一、二两审卷宗，而只送二审卷宗——上诉案件的一、二审卷宗应一并送终审法院，但往往因该案已过上诉期限，二审法院便将一审卷宗寄回原法院去，而当事人一方又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在送卷时，就只将该院院卷送来，这种情况较多，实际上先送二审卷是可以的，但二审法院应该负责通知一审法院，令其迳向第三审法院送卷，以节省时间，并在送卷函上注明已向一审法院通知送卷。
3．本院调卷时，下级法院将其他案卷或文件，于同一函内送来。
4．送证数件不能一齐寄回本院，亦未附公函说明。
二、整理卷宗中的若干问题
1．一、二两审卷宗订为一册——联订一册对案卷的归档保管极为不便；联订的卷，应由哪一级法院保管呢？当然各级法院的院卷，仍以分别保管为妥，这样便于在办理同一性质案件时考虑；或有两案互有关联时的参考。
2．一判决数被告，个别讯问，而每个讯问卷各自独立，并未订成一卷。
3．数被告人中有一人先判，而其讯问卷或有关卷宗，未予一同送来。
4．卷内当事人的年龄、性别、籍贯、职业、成份、文化程度及住所的记载不备或不齐备的——这种情况最普遍，这就使我们不能掌握较正确、完整的材料，进而研究刑事犯罪，民事纠纷的社会根源，同时对于案情的斟酌及日常工作——统计资料的收集上，亦均感困难。
5．讯问笔录未订卷，或订入卷内，而承办审判及记录人员不署名，亦无讯问处所（院外审讯一定要记出地点）或年、月、日。——实际上，讯问笔录是诉讼案件中的重要部分，不能放置卷外。
6．卷内散置文件，而不加装订——这样极易丢失，而归档时亦难整理。
三、卷判文中的错误
1．判决只有年、月、日，而不编字号。
2．判决上的月日填错。
3．卷面将上诉人写作被上诉人，或双方上诉只写一方，甚至将当事人姓名填写错误——送卷的函内年月日一定要填写清楚正确，这样才能使二审或三审机关详细检查，清点卷证。且判决的缮印及校对，如有疏漏的地方，亦足以引起不良的印象。
四、处理物证的若干问题
1．函证不清（即送卷公函文中记载证物若干，与证物实在情况不符）。（1）函内载有“证物”，而卷内并无。（2）函内未载有“证物”，而卷内却有。
2．证物与封套记载不符。（1）证物件数多于封套的记载。（2）证物少于封套的记载。
3．证物封套记载不明确。（1）笼统的写法，如将许多证物按交证人而分，文中写作“证物三大件”，实际上却是3个人共交了19件。（2）只记数件，而无名称。（3）只记名称，而某种证物有两种以上，而未将件数记明。（4）名称不符，如有一案，证物11件，其中：“像片（附说明）4件”，实际上是像片3件，附有说明，另一张是剪报，无像片。
4．涂改函内或封套上所载证物或其件数，而并未由负责涂改人签名或盖章。如原用毛笔写物证“14件”，复用钢笔勾掉改注“11件”，这种涂改很难辩认是否原经办人改的。
5．卷内有证物，而无证物封套（京津两院一般的有封套，其他各法院多无封套），有的订入卷内，有的粘在卷内，有的夹在卷内。
综合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必须加强整理卷宗及证物的工作，特别要重视函证文实相符，填写处理证物之存放及转移，把这一工作做得更正规便于随案卷移转，能逐步检查清点，而层层负责，以树立起对人民诉讼严肃负责的工作态度和科学方法。我们认为应照下列三项办法办理：
一、关于送卷手续及寄回送证：
1．函送上诉案卷，要一案一函（可采用例稿），补送卷宗应专函送来，如系本院调阅，并应将去文的年月日及字号引出，以便利收文机关的检查和收发工作。
2．如送证数件，而先将一部分送还本院，应附公函说明。
二、关于整理卷宗：
1．一、二审卷宗不要联订，卷宗要有卷面，还要订好卷底，卷面各栏不要填错。
2．一案数被告，如非分别审判，应将讯问卷订成一个。
3．卷内当事人的年龄、性别、籍贯、职业、成份、文化程序及住所一定要问明而有清楚的记载，第一次讯问笔录，即应记明上述各项。
4．卷宗应附有目录，登载清楚，注明文件的页数，（照书籍目录的记法），而全卷自目录以后也应每页在左角上注明页数，与目录符合。
5．每次讯问笔录皆应由审判及书记人员在笔录最后签名，如在法院以外就讯时，更应注明讯问处所。
6．文件不应散置卷内。（除送卷函、上诉状、答辩状及证物外，凡原法院所收所作的文件，皆须订入卷内）。
三、关于证物的处理：
1．函证必须相符，在送卷例函上，证物一次若仅填“若干袋”、“详套”或“详面”时，在证物封套上一定要记载详细明确。
2．制定“证物封套”应有目录，包括“名称”、“件数”、“交证人”三项，皆须逐一填写。（或用较大的信封代替）。
3．一般证物皆应放置证物套内，件数多者，可酌分两袋或若干袋，特殊证物，不适用于装入封套者，应另纸包装妥当，包内要有证物目录单，面上则写明证物件数。而送卷函上亦须注明，封套之外尚有物证若干包，共计若干件。
4．送卷函及证物封套上之证物名称、件数如有涂改，应由原办人签名或盖章，以示负责。如其中证物有已交证人取回者，应予注明，以便易于清点。
我们希望各级法院同志能够在案多人少的情况下，克服困难，认真执行上述三项办法，使我们工作效率更提高一步。
民政部、国家税务局关于加强社会福利企业年检工作的通知
民政部 国家税务局
民政部、国家税务局关于加强社会福利企业年检工作的通知
民政部、国家税务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税务局，各计划单列市民政局、税务局：
为了加强社会福利企业的监督管理，坚持正确的办厂方向，进一步管好用好减免税金，促进社会福利生产的健康发展，经研究决定，各级民政、税务部门，要根据民政部、国家税务局民福函［1990］247号文件精神，加强社会福利企业的年检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立健全《社会福利企业证书》年检认证制度。今后，县(区)民政、税务部门应每年对本地区的福利企业共同进行一次年检认证。此项工作可与税务部门对福利企业享受减免税的资格审查协调进行。凡经年检合格的福利企业，并符合减免税规定条件的，经税务部门批准才能享受有
关减免税优惠待遇；同时可申请享受国家对福利企业在生产、经营、技术、资金、物资及场地等方面的优惠照顾。
二、社会福利企业年检认证的标准是：
(一)招收残疾职工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用工形式符合国家现行政策；
(二)安置“四残”人员达到生产人员总数的35%(含35%)以上；
(三)每个残疾职工都应有适当的劳动岗位，残疾职工劳动岗位出勤率应达到80% 以上；
(四)有工商营业执照，生产经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并适宜残疾人从事生产劳动或经营；
(五)减免税金管理和使用符合有关规定；
(六)有必要的适合残疾人生理状况的安全生产条件和劳动保护措施；
(七)制定了残疾职工岗位技术培训规划，并完成了年度实施目标的各项工作；
(八)有热爱残疾人事业、懂业务、善经营、会管理的领导班子；
(九)接受民政、税务部门的指导、管理和监督。
三、年检的范围和程序。凡持有《社会福利企业证书》的企业，均应办理年检认证。福利企业每年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县(区)民政、税务部门提交由企业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社会福利企业年检报告书》和本企业《社会福利企业证书》副本。
民政、税务部门应严格按照年检认证标准组织验收，并分别在《社会福利企业证书》的年检记录栏签注“经年检合格”、“限期整改”或“注销证书”的年检结果。
四、年检中，如发现福利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民政、税务部门应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警告、限期整改，直至注销证书，并清缴减免税款的处罚：
(一)己被吊销了工商营业执照的；
(二)隐瞒残疾人就业比例，弄虚作假的；
(三)残疾职工劳动岗位出勤率未达到标准的；
(四)不按照规定办理年检认证的；
(五)涂改、伪造、借租、转让《社会福利企业证书》及其副本的；
(六)违反减免税金管理和使用规定的。
五、《社会福利企业证书》实行全国统一格式。民政部统一设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分别印制，并报民政部备案后使用。
证书编号采用全国统一的九位阿拉伯数字编码方法。前两位数为省级行政区域代码，由民政部确定(见附件)；中间三位数为发证机关代码，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确定；后四位数为企业证书编号。
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税务局应根据本通知制定本地区社会福利企业年检认证工作的具体实施细则。
七、各地有关社会福利企业年检认证的文件，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一律以本通知为准。
本通知自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起执行。
附：《社会福利企业证书》省级行政区域代码表
北京市 01— 河南省 16—
天津市 02— 湖北省 17—
河北省 03— 湖南省 18—
山西省 04— 广东省 19—
内蒙古自治区 05—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
辽宁省 06— 海南省 21—
吉林省 07— 四川省 22—
黑龙江省 08— 贵州省 23—
上海市 09— 云南省 24—
江苏省 10— 西藏自治区 25—
浙江省 11— 陕西省 26—
安徽省 12— 甘肃省 27—
福建省 13— 青海省 28—
江西省 14— 宁夏回族自治区 29—
山东省 15—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30—
1992年11月24日
我国司法会计学教育问题研究
于朝（yuxllg@sina.com)
司法会计学是法学中研究司法会计活动的规律、机制、方法和对策的一门边缘学科。司法会计学教育是法学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主要就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的情况、现状及如何发展这一教育问题作些探讨，以期对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活动能有所促进。
一、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的研究及教育的回顾
“司法会计” （Judicial accounting）一词是外来词，来源于大陆法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传入我国。在英美法系中，司法会计一般称之为法庭会计（Forensic Accounting，有译为“法务会计”）。
我国的司法会计理论最先是从前苏联引进的。1954年引进的前苏联法学理论中，有一法学分支学科《会计核算与司法会计鉴定原理》。后由政法学院主管部门（高等教育部）于1956年将其列为法律专业的选修课。从此，我国开始了司法会计学的教育活动。但是，由于当时我国的经济形式较为单一，法律事务很少涉及财务会计问题，因而除少量会计人员的贪污案件外，司法会计在我国法律诉讼中很少应用。受司法实践发展的制约，至70年代末，我国几乎没有人对该学科进行专门研究。
1981年7月，司法部在制定法学专业的教学方案时，将《司法会计》列为选修课。基于开设课程的需要，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的何联升、许兆铭同志开始涉足司法会计学研究，并于80年代中期在法学专业开设了《司法会计鉴定学》或《司法会计》课程。之后，又有一批政法院系的法学教学人员、财经院校的会计教学人员和检察机关的干部介入司法会计理论研究。90年至92年期间，司法会计专业出版物的发表达到一个鼎盛时期。除一些政法学院、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自编教材外，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组织编写了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司法会计学概要》、司法学校教材《司法会计基础教程》。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我国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首先是基于司法会计学教育的需要而开展的。这不免对司法会计学的研究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例如：我国进行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路线，大都是直接借用前苏联的理论体系和总结诉讼中的一些做法。这种研究路线导致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出现两大失误：一是受前苏联理论的影响，认为司法会计即指司法会计鉴定，将司法会计鉴定归纳为查帐、查物和写鉴定书，这一观念严重制约了司法会计鉴定理论的发展。二是，受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做法所限，一则是将司法会计活动仅限于某些个别案件，例如：84年出版的《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将司法会计鉴定解释为“即运用会计学专业知识，对国家或集体企业、事业单位中怀疑有贪污行为的财务人员经管的财务帐目进行的一种鉴定。主要解决对财物收支出纳是否平衡，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在财物流转中是否舞弊以及如何舞弊等”；二则，将财务会计错误行为的法律定性问题列入司法会计鉴定的范围。有些司法会计学或司法鉴定学教科书中，甚至直接将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贪污、挪用、偷税、抗税等列为司法会计鉴定的范围。这些理论研究的成果，被长期运用于司法会计学教学和职业教育，对我国的立法、司法实践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例如：由于理论上将司法会计检查与鉴定混为一谈，我国诉讼法中至今没有关于查账的具体规定。再如：因受这类观点的影响，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超出财务会计问题的范围出具司法会计鉴定结论、本应出具有罪证据但实际出具了无罪证据（但法官仍作为有罪证据采信）等混乱局面。
笔者从1984年开始研究司法会计的学科体系。通过研究认为，司法会计学科体系的建立应当符合科学性、合法性和适用性的要求。因此，在司法会计理论研究中，以诉讼立法精神和刑事侦查学原理为指导，借鉴法医学等学科的体例，采用了先进行基本原理研究后建立实务操作理论系统的研究路线。通过十多年的业余研究，完成了“司法会计理论体系研究”课题。提出了将司法会计从理论上和实务中均分为司法会计检查和司法会计鉴定两大分支的“二元”立科思想。在理论体系方面，提出并建立了以司法会计学概论、司法会计检查学和司法会计鉴定学为基本结构的“二元”理论模式；在研究成果方面，从学科原理、操作程序、操作方法和实务理论等方面解决了将司法会计检查与司法会计鉴定进行分科的所需的一些理论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主张逐步推行司法会计检查和司法会计鉴定由案件承办部门和技术部门分别主持，以及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只回答财务会计问题的做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已于1995年起将“二元”司法会计理论运用于司法会计专业的职业教育。
从司法会计活动看，在笔者接触到的文献中，尚未发现建国前有关司法会计活动的具体记载。但我国唐朝将管理百官俸料、赃赎的比部司置于刑部管辖，宋朝有过延续。这一做法与刑部处理官吏职务犯罪案件需要比部司协助查帐是否有关尚不得所知。五十年代开始，随着公有制经济的建立，财务会计技术的应用得到普及，诉讼机关在查处贪污、投机倒把、偷税等案件中开始出现会计检查和会计鉴定等司法会计活动。受政法院校开展司法会计学教学活动的启发，1985年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技术部门提议，基层检察机关开始配备专职司法会计技术人员，逐步建立了司法会计专业技术门类。全国检察机关已配备司法会计技术人员逾千人，每年检案万余件，在协助侦查部门查账、提供司法会计检验鉴定结论，保障了诉讼的依法进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已开始进入总结提高阶段。与此同时，检察机关还加强了司法会计学的职业教育工作，全国举办了18期司法会计专业人员上岗培训和两期侦查人员培训。80年代后期以来，法院在审理一些民事、行政案件时，也开始委托注册会计师进行相关问题的司法会计鉴定。近年来，审判机关、公安机关也开始酝酿配备司法会计技术人员，开展司法会计技术工作，并采取不同形式进行司法会计学职业培训。
二、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的现状
学历教育方面，目前我国在法学本科专业中进行司法会计学选修课教育主要集中于少数政法院校和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综合性大学的法学院系至今几乎没有开课（或以会计学课替代）。我国目前已有几所学校开设了司法会计专业或司法会计方向的本科教育体系，西南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有几位司法会计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亦有博士研究生涉猎该专业研究。为了开拓教育领域及适应司法会计专业人才的需求，有的财经院校曾试办过司法会计学专业证书班，有些财经院校的会计专业则开设了司法会计鉴定课。
职业教育方面，我国检察机关比较重视对司法会计学的职业教育，除司法会计专业人员上岗需要进行为期半年的培训外，对侦查、起诉等业务人员也进行一些司法会计学教育活动；公安机关已从99年开始对经济犯罪侦查人员进行司法会计业务培训；法院系统虽尚未将司法会计学单列为职业教育的内容，但在司法鉴定业务培训中已涉及了司法会计鉴定的内容；作为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的司法部目前正考虑编写司法会计学职业教育教材，以并酝酿在律师及司法会计学鉴定人中进行司法会计学职业教育。
应当说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已近40年，但到目前为止的教育内容、教育的普及性与司法实践的需要差距较大。影响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的主、客观因素主要有：
（一）从主观方面讲，对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是制约司法会计学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目前，由于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不足，导致司法实践及司法会计学研究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是，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取证难或不会应用司法会计技术查处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会计业务事实。由于大多数刑事警官、检察官、法官和律师都缺乏必要的司法会计学知识，多数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尚不掌握通过司法会计检查来收集书证的基本工作技能，也不清楚通过司法会计鉴定应当和可以解决那些财务会计问题，所以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出现这样一些情形：（1）遇有需要收集财会资料证据问题时，不会收集或不能正确收集，导致许多涉及财务会计业务的刑事案件无法侦破；（2）涉及利用财会资料证据证明问题时，不能正确利用这类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有的不能正确判断证据的含义进而将有罪证据作为无罪证据使用或反之，有的则不能正确判断证据的真实性进而以假当真，这是造成一些案件错诉错判的原因之一；（3）对需要进行司法会计鉴定的情形不送检或提出不适当的鉴定要求；（4）不会收集司法会计鉴定所需的检材至使一些鉴定无法进行，等等。如何使大多数刑事警官、检察官、法官和律师掌握必要的司法会计学知识，这是法学教育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二是，司法会计专业技术人才缺乏。我国目前几乎没有专门从事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人员，只有为数不多同志在兼职进行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从诉讼业务的需要讲，全国至少需配备两万人左右司法会计专业技术人员，而全国现有在岗的司法会计技术人员仅千余人。人才缺乏所造成的后果是：首先，已造成司法会计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的被动；其次，在司法实践中，一些诉讼机关的证据收集活动受到司法会计技术方面的限制；第三，即使已配备司法会计技术人员的一些诉讼机关，也出现了因技术力量不足而不便进行司法会计检案或草率检案的情形。
三是，现有司法会计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亟待提高。我国目前从事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人员，以经济法学专业人士为主，大多缺乏研究司法会计学的必要理论基础；诉讼机关已配备的司法会计技术人员，则主要是从会计、审计等工作岗位选调来的，其专业技术水平大多还处在应付诉讼的阶段。由于司法会计专业人员的知识结构不合理，给专业理论研究及实践中带来一些问题：一则，我国研究司法会计学的历史虽不长，但已经走了许多弯路，一些研究成果的运用已给司法实践造成了不少危害，究其原因，司法会计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不合理当属主要因素之一；二则，许多司法会计技术人员尚缺乏开展司法会计业务所需的法学、司法会计学专业的理论和技能，因而导致司法会计实践中经常出现违法检案和技术性错检的情形。
（二）从客观方面看，理论研究成果中的偏颇、司法实践中对证据要求不高、教育机制方面的欠缺以及缺乏必要的客观环境等，也对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开展形成了障碍。
首先，从已发表并投入法学学历教育的司法会计学研究成果看，过于偏重对会计学的介绍和审计理论的移植，缺乏对司法会计学的许多基本理论的揭示，是我国多数司法会计学书籍的共性。这些研究成果给人们以多方面的误导：一是，认为司法会计学教育必须会计学教育为前提，似乎法学教育中无法进行司法会计学教育，这是导致法学教育中忽视对司法会计学的教育的原因之一；二是，认为司法会计仅指司法会计鉴定，因而司法会计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司法会计专业人员，非专业人员不需要学习和掌握司法会计学知识，在法学教育中进行司法会计学教育“无用”；三是，认为司法会计与审计无技术上的差异，大量地引用审计学的内容，给人以司法会计学完全可以由审计学取而代之的印象。这些偏颇理论的误导，致使人们对在法学教育中是否需要进行司法会计学教育产生疑问，而这一疑问如果不加以解决，也就难以讨论司法会计学教育问题。
其次，从法律诉讼实践看，我国历史上一直采用以言词证据作为主要证据的诉讼模式，法官对口供、当事人陈述及证言比较重视，对其他证据都显得不太重视；在通过技术活动取得的证据中对法医活动所形成的证据比较认同，对司法会计活动所形成的财会资料证据、司法会计检查笔录和司法会计鉴定结论等证据常常显得不太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司法会计活动在诉讼中的重要性势必会受到影响。例如：目前许多案件在缺乏必要的书证情况下，案子却照常进行审理和判决；一些刑事案件都是在犯罪嫌疑人不供认犯罪的情况下才想到要进行司法会计鉴定，但常常因事过境迁无法获取检材，司法会计鉴定也无法进行。由于司法实践中对司法会计活动的重视程度不高，因而对法学教育中的司法会计学教育也必然产生不良影响。举个例子：目前法医活动在各类诉讼中的应用量不足司法会计活动应用量的一半，但由于法医活动在诉讼中被重视的程度远远高于司法会计活动，所以，几乎所有法学院系的法学学历教育中都有法医学选修课，但绝大多数综合性大学的法律院系都没有开设司法会计学课程。
第三、教育机制方面的缺陷，主要是计划教育机制对司法会计学教育产生一些不利影响。司法会计学教育有跨学科教育的特点，而目前我国实行的主要是专科教育机制，根据人才市场的需求进行人才培养、跨学科进行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机制尚未普遍建立。司法会计学教育包括普及教育和专业教育两类，其中，普及教育的对象主要是从事立法、法学研究和司法实际工作的人员，而专业教育的对象的主要是从事司法会计学研究、教学和司法会计鉴定技术人员。根据现有教育机制，司法会计学的普及教育应当由法学教育部门承担，而司法会计学的专业教育需要会计学教育部门承担。但实际上，由于法学教育部门对司法会计学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师资、课程设置方面都不愿意做适当的投入；而大部分会计学教育部门因目前尚未受到学生就业困难的困扰，所以也不愿意进行司法会计学教育的投入。
第四、司法会计学教学人才的匮乏，也是制约司法会计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需要复合型教学人才，教学人员既要熟悉法学又要熟悉会计学。这种复合型教学人才理应由大学负责培养，但按现行的教育体制也很难完成这类教育人才的培养。
另外，由于缺乏专业人才，我国于1992年便筹备成立的司法会计标准化委员会至今尚未果，致使司法会计专业活动缺乏必需的专用技术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