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表彰人民调解工作模范人民法庭人民调解工作模范司法所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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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表彰人民调解工作模范人民法庭人民调解工作模范司法所的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关于表彰人民调解工作模范人民法庭人民调解工作模范司法所的决定
司发通〔２００４〕１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
２００２年以来，全国各地基层人民法庭和司法所以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中办发［２００２］２３号文件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依法履行职责，勇于开拓创新，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了大量民间纠纷，为防止矛盾纠纷激化，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改革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为表彰先进，进一步加强人民法庭、司法所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经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的推荐和评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决定授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双桥人民法庭等５１个单位为“人民调解工作模范人民法庭”；授予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司法所等５３个单位为“人民调解工作模范司法所”。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号召全国的人民法庭、司法所，向受到表彰的“人民调解工作模范人民法庭”和“人民调解工作模范司法所”学习，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放思想，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不断推动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改革与发展，为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二〇〇四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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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书证的分类
刘福发
对于书证，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书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依照书证是否系国家职能部门等行使职权制作，可以将书证分为公文性书证与非公文性书证。凡国家职能部门和单位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依职权所制作的文书，包括有关命令、决议、决定、通告、指示、信函、证明文书等，称为公文书。例如，由婚姻登记机关制作和发给的结婚证书、离婚证书，公安机关批准申请加入、退出或恢复中国国籍而发给的证书，房产部门制作和发出的住房证，人民法院制作的判决书、裁定书或调解书，行政管理机关制作的处罚决定书等，如果在诉讼案件中用作证据时，便属于公文性书证。
公文书必须由依照法律、法规和法令等授权而享有相应职能、职责的机关或其他单位在其职权范围内按照法定程序或方式作出，方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这是产生公文书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因此，公文性书证在成为书证之前就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而非依职权制作的文书不能作为公文性书证来加以使用。如果国家法律、法规对某种文书规定了特定的格式和内容，该文书就必须具备法定的格式和内容，而不得随意加以改变。
公文性书证具有以下特点：(1)它是制作和发出该文书的职能机关或单位依法行使职权的意思表示。(2)制作和发出该文书，应当具备法定的条件，在法律明确授予的权限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和方式来进行。基于公文性书证的上述特点，凡是由不享有法定权限的单位或国家机关公务人员所制作和发出的文书，或者虽然是公务人员，但所制作或发出的文书与其行使职权无任何联系的，都不能算作公文性书证。
所谓非公文性书证，是指国家职能部门或其他享有法定职权的单位在其职权范围以外基于正常的功能性运作所需或基于从事某些民事行为的目的所制作的，以及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和相应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所制作的有关文书。换言之，非公文书即公文性书证以外的其他书证。它不仅指公民个人所制作的文书，也包括那些行使一定法定职权的机关或者单位在其行使职权范围以外所制作的文书。例如，在普通民事活动中，有关法定职能部门作为平等主体与其他民事主体所签订的各种经济合同以及从事日常的民事流转活动，如国家机关为建造房屋而与建筑单位签订的合同，以及国家机关发出的与其职权无关的信函等。
2．依照书证的形成是否需要特定的形式、格式和要件，可以将书证分为一般书证与特别书证。凡法律不要求必须具备特定的形式、格式或须履行特定程序，而只是具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并由当事人签名、填写日期而形成的书证，为一般书证。例如，公民之间因借用钱款而出具的借据，某人领取有关物品的收据，加工承揽特定产品或物品的合同，民事主体之间的买卖合同等。只要此类书证在内容上具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即为有效，对这类书证在形式上并无特殊的要求。
作为一般书证，虽然法律并不要求特定形式、格式或履行特定程序，但就其内容而言，一般仍需具备以下要件：(1)有明确的意思表示。(2)有当事人的签名。(3)有制作该书证的具体日期。凡缺乏以上三个要件之一的，便为具有缺陷的一般书证。这种缺陷，往往影响其证据效力。一般书证从其内容而言必须载明特定的事实，但并不要求具有特定的形式。因此，该种书证更强调其内容的构成要件，而不强调其形式上的特征。
凡是依照法律规定必须具备特定形式、格式或必须履行特定程序的文书，称为特别书证。例如，公安机关制作的行政拘留决定书，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营业执照，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制作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等。特别书证的形成，必须具备法定条件，具备特定的法律形式，并严格履行法定的制作手续。如结婚证书的制作和发给，必须是申请结婚的男女双方当事人已达到结婚年龄，且该种婚姻完全出于自愿，在法律上不存在禁止结婚的任何情形，并由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在此基础上，经婚姻登记机关审查凡符合规定的，准予登记，并发给结婚证书。又如，有些合同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约定，在签订后还需经过公证，才能发生法律效力。这种需经公证的合同书，就属特别书证。具有法律特殊规定或当事人特别约定的要件，是特别书证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该种书证区别于一般书证的具体表征。特别书证除了应具备明确的意思表示之外，还强调其外在的形式、格式或形成的程序。
3．依照书证内容的性质不同，可以将书证分为处分性书证与报道性书证。凡是制作书证的目的是基于设定、变更或消灭一定的法律关系的，称为处分性书证。例如，国家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的申请而依职权颁发的各种许可证、营业执照，人民法院制作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民事主体间所签订的民商事合同书，公民个人为处分其财产而制作的遗嘱书、遗赠书等，都属于处分性书证。处分性书证一般是以法律关系主体的处分权为基础的。法律关系主体的这种处分权是处分性书证得以产生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如果缺乏这一前提和基础，处分性文书就难以获得产生、变更或消灭特定法律关系的相应效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正因为处分性书证往往与法律关系主体的处分权相联系，所以它是一种特殊的书证形式。
凡是根据记载或表述的内容，制作者仅用以记录或报道、记载已经发生的或认知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的书证，称为报道性书证。例如，财务账本记载了某单位现金收支情况，医院的病历记载了病人的病情状况，某旅馆的登记簿记载了旅客在该旅馆住宿的事实等。这些书证仅记载某些客观事实的发生和经过，其本身不能引起相应的法律后果，所以属于报道性书证。报道性书证和处分性书证的区别在于，前者仅是对发生的法律事实加以表述或予以保存，而后者的制作目的则是旨在发生、变更或消灭特定的法律关系。
将书证划分为处分性书证与报道性书证，可以更好地把握书证在诉讼证明中的不同作用。处分性书证所记载或表述的内容与特定的法律后果相联系，即由于这种书证的制作和启用将会引起一定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或消灭，所以，处分性书证对有关法律行为的目的含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当处分性文书所涉及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权利与义务产生争议或纠纷时，这种文书就能够作为反映或确定有关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并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报道性书证不是从事某种法律行为的直接产物，而仅是从某种需要出发对特定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予以记录、报道和记载，是制作者对有关客观上已发生事实所得感知、认识而作的记载或表述。因此，报道性书证所表述的内容并不与特定的法律后果相联系，因而其证明力与前者相比是有限的。但是，报道性书证可以作为发现处分性书证的先导和印证处分性书证的证据。例如，通过记载有关民事主体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某一会议记录，可以发现当事人之间存在何种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处分性书证；当处分性书证作为直接证据，对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特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待证事实进行证明时，报道性书证往往可以以间接证据的形式，印证主要待证事实。
4．依照书证制作方法的不同，可以将书证分为原本、正本、副本、节录本、影印本及译本。原本，是指文书制作人将有关的内容加以记载而作成的原始文本，又称原件或底本。任何书证均有其原本。原本是正本、副本、节录本、影印本、翻译本的最初源流。原本既可以是手写的，也可以是打印的，只要是最初制作的文本而成为书证的，就是原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书证原本有反映当事人之间往来的原始信函，载明谈话内容的电话记录原稿，载有当事人双方签字盖章的书面合同，以及反映借款人亲笔书写具有明确表达借款意思表示的借据，等等。由于原本是用于表达文书内容原始状态的客观表现方式，它能在客观上最大限度地反映书证所记载的内容，因此其证明价值极高。
正本，是依照原本采用全文抄录、印制等方法而作成的内容与原本完全相同，对外与原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文书。除了作成的方式不同外，正本与原本的另一个主要区别是，原本一般由制作人收存或留作存档备查，而正本则发给主受件人保存或使用。
副本，是依照原本全文抄录、印制，但不具有正本效力的文本。副本书证的作成，旨在使有关单位或个人了解、知悉原本文书的内容。副本通常发送给主受件人以外的其他有必要了解原本内容的相关单位或个人。可见，副本与正本在制作方法上是相同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副本与正本制作的目的和收存主体与发给的对象不同。副本与正本的效力不同之处也主要发端于此，而与证明效力并无直接的关系，故而并不能得出正本在诉讼证明中一定优于副本的结论。
节录本，是指从原本或正本文书中摘抄其主要内容而形成的文本。与原本相比，节录本只能反映原本的部分内容，由于制作人采用主观的方法对原本加以摘要或节录，其所形成的节录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对原本内容的客观的和全面的体现，也不符合原本内容的内在逻辑性以及结构的完整性，因此具有较大的主观倾向。在诉讼活动中，如一方当事人提供节录本，而对方对节录本所记载内容提出质疑时，节录本提供人应提供原本书证，否则将大大削弱其节录本书证的证明效力。由于节录本是就仅需要了解原本中某一相关的部分而制作的，并未充分考虑到原本的全面、详细的内容，所以节录本在证据价值方面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影印本，是指采用影印技术，将原本或正本通过摄影或复制而形成的文书。
翻译本，是指采用原本或正本语言文字以外的语言文字，翻译原本或正本而形成的文书。
将书证进行此种划分，旨在说明只有原本才是最初制作的文本，其他如正本、副本等，都是源于原本的书证。在英美法系国家，实行最佳证据规则，除了法定例外情形，书证只能提交原本、原件。在我国的诉讼活动中，提交、收集、调取的书证应当是原件，只有在提交或取得原件确有困难时，才可以是副本、节录本或影印本。
5．按表现书证内容的方式在外形特征上的不同，可以将书证分为文字书证、符号书证、图形书证。文字书证，是指以文字所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书证。文字书证是最为常见的书证。例如，信函、电报、传单、合同、账册、票据、遗嘱等。在通常情况下，采用文字书证所表达的思想内容较为明确、具体，普通人借助其基本的文化素质，以及正常的思维、理解便能知悉一般文字书证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文字书证既包括本国文字，含本国少数民族的文字，还包括外国文字，甚至盲文文字等。因此，除本国文字书证外，其他种类的文字书证通常通过翻译本书证的形式出现。另外，文字书证中也包括行话、俚语、专业术语、暗语，甚至一些犯罪集团内部的“隐语”、“黑话”，等等。因此，对这些特殊的文字书证，应加以认真剖析，以查明其表达的确切含义和思想内容。
符号书证，是指以符号所表达的特定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书证。例如，标记、标识、记号、路标、音符等。在符号书证中，除了一般性符号可以为常人所理解外，那些涉及特殊行业以及具有专业技术性的符号，需要经过专业人员的识别和判断以及结合其他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来加以认定。
图形书证，是指以图形、图案所表现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书证。例如，刑事案件中的侮辱他人人格、毁损他人名誉的漫画，犯罪嫌疑人为实施犯罪而绘制的地形图等；民事案件中产品规格图解、房屋建筑的设计图纸、城区规划建设的示意图等。图形书证既形象又直观，并且往往配有文字加以说明，一般能确切地表达其思想内容。但是，许多图形书证会涉及到一些特殊专业技术领域的知识和经验，使得普通人往往无法正确理解、鉴别其外部特征所表达的内容。因此，对图形书证涉及的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常常需要借助专家来加以鉴别和认定。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福发
浅析金融诈骗犯罪的控制与防范
郭辉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不存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不过是计划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活动代明显的计划性，因此，当时金融领域内的各项活动在特定的经济体制下相对安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金融业有很大发展，金融市场应运而生，并空前活跃，对我国整个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与此同时，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随着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深入，在金融领域内的犯罪活动也急剧增加，并且不断出现一些新的犯罪行为，其中发生在金融领域的的犯罪活动，尤其是诈骗犯罪比较突出，又由于对此新类型犯罪的控制与防范机制尚未健全，导致一些犯罪分子乘机作案，金融诈骗犯罪案件明显增多，诈骗数额越来越大、涉案面越来越广、社会影响越来越恶劣，严重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直接危害到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同时，不仅我国如此，从全球范围来看，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也呈迅速增长的趋势，全世界每年因国际金融欺诈所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二○亿美元左右。由此可见，金融诈骗犯罪已成为当前金融领域中的一大公害，依法防范和打击金融诈骗犯罪活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如何有效地防止金融诈骗犯罪已经成为一个时代赋予我门的一个必须完成的暂新课题。
但在此，对于什么是金融诈骗犯罪却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我国刑法中虽然有金融诈骗罪这一概念，但其范围实是难以确定。因此，给金融诈骗犯罪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不仅具有理论研究的价值，更具有指导司法实践、正确适用法律的实践意义。本文所有对于这一主题的讨论也正是基于该定义展开的。
从金融诈骗犯罪的具体概念来看，目前我国刑法学界有人认为：“通俗地讲，金融诈骗犯罪即指为了骗取财产或银行信用而恶意利用来自被害人自身的弱点，使金融机构或开户单位、个人陷于错误认识，自动向骗犯交付财产或提供银行信用的行为。”[1]另有学者认为，“金融诈骗是指以骗取金融机构的财产或者信用为目的，采取虚构实是或者隐瞒真相等方法，只是金融秩序遭到破坏的行为”，[2]还有学者认为：“金融诈骗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产或金融机构信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
我们认为，上述诸种定义都未能完全揭示金融诈骗犯罪的本质，其中第一种观点的表述过于学理化，在实践中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偏差，不具可操作性；第二种观点似乎执强调了金融诈骗对金融秩序的侵害，而忽视了金融诈骗侵害的其它客体如私人财产等，这就人为地缩小了金融诈骗的定义范围；而第三种观点虽然很好地弥补了上述前两种观点的不足，但是，单纯以列举的方式来讨论金融诈骗的概念，注定是要挂一漏万的，金融诈骗的犯罪手段决不仅仅是“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 要准确界定这一概念，首先应当立足于金融诈骗区别与其它任何罪的本质特征即“诈骗”，同时又必须看到金融诈骗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其有别于一般诈骗罪的特征即发生的领域在且仅在“金融领域”，最后我们须对所有形形色色的金融诈骗的犯罪手段和途径作一个科学而准确的概括，既不能陷于因过分抽象而失去可操作性，更不能为强调可操作性而使对诈骗的认定范围失之过窄。
因此，我们认为，金融诈骗应是指在金融领域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通过欺诈的方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金融机构或其它机构或个人的信用或财产，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
金融诈骗犯罪作为一独立的罪，其罪域极为广泛，从属罪名繁多，包括信贷犯罪、票据诈骗罪，集资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保险诈骗罪以及包括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等证券犯罪等等。
同时，金融诈骗犯罪相对于经济犯罪而言，它仅仅是经济犯罪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其最重要的和基本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经济犯罪主要是由金融犯罪构成的。从两者的区别来看，金融犯罪不应包括一般的财产型犯罪、公职侵占型犯罪、公职挪用型犯罪、公职贿赂型犯罪、危害自然资源犯罪、伪造货币犯罪、破坏型经济犯罪、过失型经济犯罪等。因为这些犯罪行为本身并不属于金融领域内犯罪，二者的犯罪主体、犯罪的直接目的、行为方式和手段以及犯罪的情节与法律后果均不同。当然， 这里论及的财产犯罪是狭义的，一般是指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所规定的财产犯罪。
我国惩治金融诈骗犯罪的刑事立法，始于一九七九年刑法，但是囿于当时的立法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没有对金融犯罪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对于危害十分严重的金融诈骗犯罪行为，只能依据诈骗罪定罪处罚。随着金融诈骗案件的多发，司法实践表明，仅凭一个笼统的、泛泛的“诈骗罪”，已很难有效的制裁金融诈骗犯罪活动。第八届全国人大于1995年6月30日通过了旨在惩治伪造货币和金融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非法集资诈骗等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用较大篇幅规定了金融诈骗犯罪问题，明确列举出六种金融诈骗犯罪形式，即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信用卡诈骗和保险诈骗，并且将集资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规定为死刑。在1997年新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专门规定了金融诈骗罪，其中增加了金融凭证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两种新类型的诈骗犯罪。
但是，试图仅仅依靠刑罚来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显然是幼稚而不切实际的，可能的情况并且被现实生活所一再证明的是重刑之下，金融诈骗犯罪不仅没有丝毫减少，相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金融诈骗犯罪在逃避刑罚制裁的进程中不断摸索、前进，并不断通过林林种种的更为隐蔽的手法继续犯罪，可以说，金融诈骗犯罪正是在刑罚的制裁与反制裁中成熟壮大起来的。从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调整手段来看，不论何种法律，都是凭借权威对社会关系施加影响、进行规范的活动，其目的在于形成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而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途径或曰手段总括来说，无非有且仅有两种，即事前调整与事后调整。事前调整就是塑造社会关系为法律关系，使其遵循立法者意志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一种理想的秩序，如法律对主体、客体内容的限定与规范。但是，这种理想秩序并不排除被破坏的可能，而事后调整是通过适用法律责任使被破坏的法律关系恢复圆满状态的一种补救方式，如适用刑罚。对于此二种调整手段，究竟该以何种手段为主，向有争议，但是，由于事后调整的外在客观性较之事前调整要来得显著，即社会对于法律责任的认知程度较高，这就在事实上似乎确立了事后调整的主导地位。但是，从纯粹意义上来说，理想秩序的建构究竟是否真的仅仅依靠法律责任的实现就可以完成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对于理想秩序的塑造与建构，更多的是需要运用事前而非事后调整的手段对之加以规制与防范。
北安市人民法院 郭辉
刘福发
对于书证，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书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依照书证是否系国家职能部门等行使职权制作，可以将书证分为公文性书证与非公文性书证。凡国家职能部门和单位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依职权所制作的文书，包括有关命令、决议、决定、通告、指示、信函、证明文书等，称为公文书。例如，由婚姻登记机关制作和发给的结婚证书、离婚证书，公安机关批准申请加入、退出或恢复中国国籍而发给的证书，房产部门制作和发出的住房证，人民法院制作的判决书、裁定书或调解书，行政管理机关制作的处罚决定书等，如果在诉讼案件中用作证据时，便属于公文性书证。
公文书必须由依照法律、法规和法令等授权而享有相应职能、职责的机关或其他单位在其职权范围内按照法定程序或方式作出，方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这是产生公文书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因此，公文性书证在成为书证之前就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而非依职权制作的文书不能作为公文性书证来加以使用。如果国家法律、法规对某种文书规定了特定的格式和内容，该文书就必须具备法定的格式和内容，而不得随意加以改变。
公文性书证具有以下特点：(1)它是制作和发出该文书的职能机关或单位依法行使职权的意思表示。(2)制作和发出该文书，应当具备法定的条件，在法律明确授予的权限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和方式来进行。基于公文性书证的上述特点，凡是由不享有法定权限的单位或国家机关公务人员所制作和发出的文书，或者虽然是公务人员，但所制作或发出的文书与其行使职权无任何联系的，都不能算作公文性书证。
所谓非公文性书证，是指国家职能部门或其他享有法定职权的单位在其职权范围以外基于正常的功能性运作所需或基于从事某些民事行为的目的所制作的，以及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和相应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所制作的有关文书。换言之，非公文书即公文性书证以外的其他书证。它不仅指公民个人所制作的文书，也包括那些行使一定法定职权的机关或者单位在其行使职权范围以外所制作的文书。例如，在普通民事活动中，有关法定职能部门作为平等主体与其他民事主体所签订的各种经济合同以及从事日常的民事流转活动，如国家机关为建造房屋而与建筑单位签订的合同，以及国家机关发出的与其职权无关的信函等。
2．依照书证的形成是否需要特定的形式、格式和要件，可以将书证分为一般书证与特别书证。凡法律不要求必须具备特定的形式、格式或须履行特定程序，而只是具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并由当事人签名、填写日期而形成的书证，为一般书证。例如，公民之间因借用钱款而出具的借据，某人领取有关物品的收据，加工承揽特定产品或物品的合同，民事主体之间的买卖合同等。只要此类书证在内容上具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即为有效，对这类书证在形式上并无特殊的要求。
作为一般书证，虽然法律并不要求特定形式、格式或履行特定程序，但就其内容而言，一般仍需具备以下要件：(1)有明确的意思表示。(2)有当事人的签名。(3)有制作该书证的具体日期。凡缺乏以上三个要件之一的，便为具有缺陷的一般书证。这种缺陷，往往影响其证据效力。一般书证从其内容而言必须载明特定的事实，但并不要求具有特定的形式。因此，该种书证更强调其内容的构成要件，而不强调其形式上的特征。
凡是依照法律规定必须具备特定形式、格式或必须履行特定程序的文书，称为特别书证。例如，公安机关制作的行政拘留决定书，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营业执照，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制作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等。特别书证的形成，必须具备法定条件，具备特定的法律形式，并严格履行法定的制作手续。如结婚证书的制作和发给，必须是申请结婚的男女双方当事人已达到结婚年龄，且该种婚姻完全出于自愿，在法律上不存在禁止结婚的任何情形，并由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在此基础上，经婚姻登记机关审查凡符合规定的，准予登记，并发给结婚证书。又如，有些合同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约定，在签订后还需经过公证，才能发生法律效力。这种需经公证的合同书，就属特别书证。具有法律特殊规定或当事人特别约定的要件，是特别书证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该种书证区别于一般书证的具体表征。特别书证除了应具备明确的意思表示之外，还强调其外在的形式、格式或形成的程序。
3．依照书证内容的性质不同，可以将书证分为处分性书证与报道性书证。凡是制作书证的目的是基于设定、变更或消灭一定的法律关系的，称为处分性书证。例如，国家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的申请而依职权颁发的各种许可证、营业执照，人民法院制作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民事主体间所签订的民商事合同书，公民个人为处分其财产而制作的遗嘱书、遗赠书等，都属于处分性书证。处分性书证一般是以法律关系主体的处分权为基础的。法律关系主体的这种处分权是处分性书证得以产生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如果缺乏这一前提和基础，处分性文书就难以获得产生、变更或消灭特定法律关系的相应效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正因为处分性书证往往与法律关系主体的处分权相联系，所以它是一种特殊的书证形式。
凡是根据记载或表述的内容，制作者仅用以记录或报道、记载已经发生的或认知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的书证，称为报道性书证。例如，财务账本记载了某单位现金收支情况，医院的病历记载了病人的病情状况，某旅馆的登记簿记载了旅客在该旅馆住宿的事实等。这些书证仅记载某些客观事实的发生和经过，其本身不能引起相应的法律后果，所以属于报道性书证。报道性书证和处分性书证的区别在于，前者仅是对发生的法律事实加以表述或予以保存，而后者的制作目的则是旨在发生、变更或消灭特定的法律关系。
将书证划分为处分性书证与报道性书证，可以更好地把握书证在诉讼证明中的不同作用。处分性书证所记载或表述的内容与特定的法律后果相联系，即由于这种书证的制作和启用将会引起一定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或消灭，所以，处分性书证对有关法律行为的目的含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当处分性文书所涉及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权利与义务产生争议或纠纷时，这种文书就能够作为反映或确定有关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并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报道性书证不是从事某种法律行为的直接产物，而仅是从某种需要出发对特定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予以记录、报道和记载，是制作者对有关客观上已发生事实所得感知、认识而作的记载或表述。因此，报道性书证所表述的内容并不与特定的法律后果相联系，因而其证明力与前者相比是有限的。但是，报道性书证可以作为发现处分性书证的先导和印证处分性书证的证据。例如，通过记载有关民事主体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某一会议记录，可以发现当事人之间存在何种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处分性书证；当处分性书证作为直接证据，对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特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待证事实进行证明时，报道性书证往往可以以间接证据的形式，印证主要待证事实。
4．依照书证制作方法的不同，可以将书证分为原本、正本、副本、节录本、影印本及译本。原本，是指文书制作人将有关的内容加以记载而作成的原始文本，又称原件或底本。任何书证均有其原本。原本是正本、副本、节录本、影印本、翻译本的最初源流。原本既可以是手写的，也可以是打印的，只要是最初制作的文本而成为书证的，就是原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书证原本有反映当事人之间往来的原始信函，载明谈话内容的电话记录原稿，载有当事人双方签字盖章的书面合同，以及反映借款人亲笔书写具有明确表达借款意思表示的借据，等等。由于原本是用于表达文书内容原始状态的客观表现方式，它能在客观上最大限度地反映书证所记载的内容，因此其证明价值极高。
正本，是依照原本采用全文抄录、印制等方法而作成的内容与原本完全相同，对外与原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文书。除了作成的方式不同外，正本与原本的另一个主要区别是，原本一般由制作人收存或留作存档备查，而正本则发给主受件人保存或使用。
副本，是依照原本全文抄录、印制，但不具有正本效力的文本。副本书证的作成，旨在使有关单位或个人了解、知悉原本文书的内容。副本通常发送给主受件人以外的其他有必要了解原本内容的相关单位或个人。可见，副本与正本在制作方法上是相同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副本与正本制作的目的和收存主体与发给的对象不同。副本与正本的效力不同之处也主要发端于此，而与证明效力并无直接的关系，故而并不能得出正本在诉讼证明中一定优于副本的结论。
节录本，是指从原本或正本文书中摘抄其主要内容而形成的文本。与原本相比，节录本只能反映原本的部分内容，由于制作人采用主观的方法对原本加以摘要或节录，其所形成的节录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对原本内容的客观的和全面的体现，也不符合原本内容的内在逻辑性以及结构的完整性，因此具有较大的主观倾向。在诉讼活动中，如一方当事人提供节录本，而对方对节录本所记载内容提出质疑时，节录本提供人应提供原本书证，否则将大大削弱其节录本书证的证明效力。由于节录本是就仅需要了解原本中某一相关的部分而制作的，并未充分考虑到原本的全面、详细的内容，所以节录本在证据价值方面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影印本，是指采用影印技术，将原本或正本通过摄影或复制而形成的文书。
翻译本，是指采用原本或正本语言文字以外的语言文字，翻译原本或正本而形成的文书。
将书证进行此种划分，旨在说明只有原本才是最初制作的文本，其他如正本、副本等，都是源于原本的书证。在英美法系国家，实行最佳证据规则，除了法定例外情形，书证只能提交原本、原件。在我国的诉讼活动中，提交、收集、调取的书证应当是原件，只有在提交或取得原件确有困难时，才可以是副本、节录本或影印本。
5．按表现书证内容的方式在外形特征上的不同，可以将书证分为文字书证、符号书证、图形书证。文字书证，是指以文字所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书证。文字书证是最为常见的书证。例如，信函、电报、传单、合同、账册、票据、遗嘱等。在通常情况下，采用文字书证所表达的思想内容较为明确、具体，普通人借助其基本的文化素质，以及正常的思维、理解便能知悉一般文字书证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文字书证既包括本国文字，含本国少数民族的文字，还包括外国文字，甚至盲文文字等。因此，除本国文字书证外，其他种类的文字书证通常通过翻译本书证的形式出现。另外，文字书证中也包括行话、俚语、专业术语、暗语，甚至一些犯罪集团内部的“隐语”、“黑话”，等等。因此，对这些特殊的文字书证，应加以认真剖析，以查明其表达的确切含义和思想内容。
符号书证，是指以符号所表达的特定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书证。例如，标记、标识、记号、路标、音符等。在符号书证中，除了一般性符号可以为常人所理解外，那些涉及特殊行业以及具有专业技术性的符号，需要经过专业人员的识别和判断以及结合其他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来加以认定。
图形书证，是指以图形、图案所表现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书证。例如，刑事案件中的侮辱他人人格、毁损他人名誉的漫画，犯罪嫌疑人为实施犯罪而绘制的地形图等；民事案件中产品规格图解、房屋建筑的设计图纸、城区规划建设的示意图等。图形书证既形象又直观，并且往往配有文字加以说明，一般能确切地表达其思想内容。但是，许多图形书证会涉及到一些特殊专业技术领域的知识和经验，使得普通人往往无法正确理解、鉴别其外部特征所表达的内容。因此，对图形书证涉及的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常常需要借助专家来加以鉴别和认定。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福发
浅析金融诈骗犯罪的控制与防范
郭辉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不存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不过是计划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活动代明显的计划性，因此，当时金融领域内的各项活动在特定的经济体制下相对安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金融业有很大发展，金融市场应运而生，并空前活跃，对我国整个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与此同时，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随着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深入，在金融领域内的犯罪活动也急剧增加，并且不断出现一些新的犯罪行为，其中发生在金融领域的的犯罪活动，尤其是诈骗犯罪比较突出，又由于对此新类型犯罪的控制与防范机制尚未健全，导致一些犯罪分子乘机作案，金融诈骗犯罪案件明显增多，诈骗数额越来越大、涉案面越来越广、社会影响越来越恶劣，严重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直接危害到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同时，不仅我国如此，从全球范围来看，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也呈迅速增长的趋势，全世界每年因国际金融欺诈所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二○亿美元左右。由此可见，金融诈骗犯罪已成为当前金融领域中的一大公害，依法防范和打击金融诈骗犯罪活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如何有效地防止金融诈骗犯罪已经成为一个时代赋予我门的一个必须完成的暂新课题。
但在此，对于什么是金融诈骗犯罪却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我国刑法中虽然有金融诈骗罪这一概念，但其范围实是难以确定。因此，给金融诈骗犯罪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不仅具有理论研究的价值，更具有指导司法实践、正确适用法律的实践意义。本文所有对于这一主题的讨论也正是基于该定义展开的。
从金融诈骗犯罪的具体概念来看，目前我国刑法学界有人认为：“通俗地讲，金融诈骗犯罪即指为了骗取财产或银行信用而恶意利用来自被害人自身的弱点，使金融机构或开户单位、个人陷于错误认识，自动向骗犯交付财产或提供银行信用的行为。”[1]另有学者认为，“金融诈骗是指以骗取金融机构的财产或者信用为目的，采取虚构实是或者隐瞒真相等方法，只是金融秩序遭到破坏的行为”，[2]还有学者认为：“金融诈骗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产或金融机构信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
我们认为，上述诸种定义都未能完全揭示金融诈骗犯罪的本质，其中第一种观点的表述过于学理化，在实践中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偏差，不具可操作性；第二种观点似乎执强调了金融诈骗对金融秩序的侵害，而忽视了金融诈骗侵害的其它客体如私人财产等，这就人为地缩小了金融诈骗的定义范围；而第三种观点虽然很好地弥补了上述前两种观点的不足，但是，单纯以列举的方式来讨论金融诈骗的概念，注定是要挂一漏万的，金融诈骗的犯罪手段决不仅仅是“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 要准确界定这一概念，首先应当立足于金融诈骗区别与其它任何罪的本质特征即“诈骗”，同时又必须看到金融诈骗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其有别于一般诈骗罪的特征即发生的领域在且仅在“金融领域”，最后我们须对所有形形色色的金融诈骗的犯罪手段和途径作一个科学而准确的概括，既不能陷于因过分抽象而失去可操作性，更不能为强调可操作性而使对诈骗的认定范围失之过窄。
因此，我们认为，金融诈骗应是指在金融领域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通过欺诈的方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金融机构或其它机构或个人的信用或财产，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
金融诈骗犯罪作为一独立的罪，其罪域极为广泛，从属罪名繁多，包括信贷犯罪、票据诈骗罪，集资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保险诈骗罪以及包括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等证券犯罪等等。
同时，金融诈骗犯罪相对于经济犯罪而言，它仅仅是经济犯罪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其最重要的和基本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经济犯罪主要是由金融犯罪构成的。从两者的区别来看，金融犯罪不应包括一般的财产型犯罪、公职侵占型犯罪、公职挪用型犯罪、公职贿赂型犯罪、危害自然资源犯罪、伪造货币犯罪、破坏型经济犯罪、过失型经济犯罪等。因为这些犯罪行为本身并不属于金融领域内犯罪，二者的犯罪主体、犯罪的直接目的、行为方式和手段以及犯罪的情节与法律后果均不同。当然， 这里论及的财产犯罪是狭义的，一般是指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所规定的财产犯罪。
我国惩治金融诈骗犯罪的刑事立法，始于一九七九年刑法，但是囿于当时的立法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没有对金融犯罪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对于危害十分严重的金融诈骗犯罪行为，只能依据诈骗罪定罪处罚。随着金融诈骗案件的多发，司法实践表明，仅凭一个笼统的、泛泛的“诈骗罪”，已很难有效的制裁金融诈骗犯罪活动。第八届全国人大于1995年6月30日通过了旨在惩治伪造货币和金融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非法集资诈骗等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用较大篇幅规定了金融诈骗犯罪问题，明确列举出六种金融诈骗犯罪形式，即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信用卡诈骗和保险诈骗，并且将集资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规定为死刑。在1997年新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专门规定了金融诈骗罪，其中增加了金融凭证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两种新类型的诈骗犯罪。
但是，试图仅仅依靠刑罚来控制与防范金融诈骗显然是幼稚而不切实际的，可能的情况并且被现实生活所一再证明的是重刑之下，金融诈骗犯罪不仅没有丝毫减少，相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金融诈骗犯罪在逃避刑罚制裁的进程中不断摸索、前进，并不断通过林林种种的更为隐蔽的手法继续犯罪，可以说，金融诈骗犯罪正是在刑罚的制裁与反制裁中成熟壮大起来的。从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调整手段来看，不论何种法律，都是凭借权威对社会关系施加影响、进行规范的活动，其目的在于形成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而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途径或曰手段总括来说，无非有且仅有两种，即事前调整与事后调整。事前调整就是塑造社会关系为法律关系，使其遵循立法者意志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一种理想的秩序，如法律对主体、客体内容的限定与规范。但是，这种理想秩序并不排除被破坏的可能，而事后调整是通过适用法律责任使被破坏的法律关系恢复圆满状态的一种补救方式，如适用刑罚。对于此二种调整手段，究竟该以何种手段为主，向有争议，但是，由于事后调整的外在客观性较之事前调整要来得显著，即社会对于法律责任的认知程度较高，这就在事实上似乎确立了事后调整的主导地位。但是，从纯粹意义上来说，理想秩序的建构究竟是否真的仅仅依靠法律责任的实现就可以完成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对于理想秩序的塑造与建构，更多的是需要运用事前而非事后调整的手段对之加以规制与防范。
北安市人民法院 郭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