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赔偿委员会印章问题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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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赔偿委员会印章问题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赔偿委员会印章问题的批复
1995年8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内高法明传〔1995〕17号请示收悉。根据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设立赔偿委员会的通知精神，现批复如下：
一、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依法作出的赔偿决定书，加盖人民法院院印，赔偿委员会不需要刻制专门印章。
二、赔偿委员会下设的办公室可以刻制印章，其形状、尺寸同本院内设庭、室印章样式，由各级人民法院自行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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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出租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的构成
——以一起出租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为例
论文提要
出租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在审判实务中应当遵循何种处理原则，争议很大，引起立法者和社会的广乏关注，不同的解读，不同的判例。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作了专章的规定，对出租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侵权责任的构成作出系统的规范，为处理出租机动车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值得认真研读和切实贯彻。
机动车作为现代交通工具，在带给人们便捷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违法、违规事故，给双方当事人造成了一系列难以挽回的损失。为规范机动车侵权责任，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以专章详尽地规定了机动车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问题，并将各种侵权行为进行分门别类。特别是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改变了过去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方式，明确界定了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方式，因而从理论与实践上改变了此前对此类案件判决的混乱状态。本文从一起出租机动车侵权责任的案例出发，在分析有关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出租机动车使用中侵权损害赔偿问题，愿与同行商榷。
一、周某出租机动车侵权责任案例及问题提出
（一）案例
2007年5月7日 一辆微型客车，因驾车车速过快，为避让行人，车辆往左越过道路中线行驶，导致微型客车的左前轮与行人发生碰撞，造成韦某当场死亡，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驾驶员陆某负全部责任。经查，该车是周某租赁给兰某营运的，签有租赁协议，每月租金1300元，而陆某是兰某雇佣来驾驶该车从事营运。事故发生后不久，兰某因故死亡。2007年10月30日，原告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陆某、兰某、周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年经一审第225-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周某负连带赔偿责任。周某不服一审判决，以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为由提出上诉。在另案处理的刑事案件中，陆某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2008年4月29日，二审裁定发回重审。同年经重审，第14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周某与兰某签订协议，由兰某承租该肇事车辆，周某与兰某之间形成租赁合同关系，周某已将该车辆交付给兰某使用，兰某在租赁期间已实际使用了对车辆的支配权，并享受了对车辆使用的利益。同时，周某已丧失了对车辆的支配权，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无法防范和控制，判决周某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经审理认为，原判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再次裁定发回重审。再次重审的第25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周某与兰某签订协议，约定由兰某承租该肇事车辆，周某与兰某形成租赁合同关系，周某作为出租人，兰某作为承租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明确规定，“承租人占有租赁物期间，租赁物造成第三人的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害的，出租人不承担责任”。据此，判决周某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原告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第8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关于车主即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周某的责任问题，经查，周某与兰某于2005年5月1日签订《车辆承包协议书》，双方商定由兰某每月向周某交承包租金1300元，兰某作为车辆承租人对车辆有运行支配权，但车辆所有权仍属周某，出租人周某享有运行利益，本案系车辆运行期间造成他人损害，出租人周某和承租人兰某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据为“即车辆的租赁关系中，出租人和承租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已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确定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普遍共识和处理原则。”关于原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的规定为据，判决出租人周某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经查，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六条是对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规定，而周某和兰某签订的《车辆承包协议书》并非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原判以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规定作为本案的法律依据属适用法律不当。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周某与陆某等被告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问题提出
从本案的审判过程及结果看，显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知和判决结果。就一审法院看，运用的显然是一种“运行支配说”的理论。即谁对车辆的运行有支配权和控制权，就由谁对侵权损害赔偿承担责任，其强调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因此，认定本案周某没有实际控制车辆，且不存在过错，因而不承担责任。而二审法院运用的显然是一种“运行利益归属说”的理论。即谁从车辆的运行中获取利益，谁就对车辆的侵权损害承担责任，其强调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因此，认定本案兰某作为车辆承租人对车辆有运行支配权，但车辆所有权仍属于周某，出租人周某享有运行利益，本案系车辆运行期间造成他人的损害，出租人周某与承租人兰某应承担连带责任。因而判决周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就本案而言，由于二审为终审，因此从最终结果看，显然采用了“运行利益归属说”和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是，认真分析本案及其背后的法律关系，显然二审的认知和判决是值得商榷的。
二、周某出租机动车侵权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及责任认定分析
（一）机动车租赁法律关系中的责任认定
周某出租机动车侵权案涉及的第一个法律关系是周某与兰某的机动车租赁关系。为了营运，兰某通过与周某签订租赁合同，成为周某所有的机动车的实际使用者，并雇请陆某驾驶客车营运。因此，周某是租赁合同的出租人，承担着以下义务：一是交付租赁物（即小客车）并保证承租人正常使用、收益的义务。如果租赁物（即小客车）具有使承租人不能为正常使用、收益的瑕疵，出租人即应承担违约责任。而且在租赁关系存续期间也应保持租赁物的这种适合于约定使用、收益的状态。二是维修租赁物的义务。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外，出租人对租赁物有维修的义务。出租人的该项义务实际上是出租人保持租赁物使其合于使用、收益状态义务的延伸。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要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间内维修。[①]
在这种出租机动车租赁法律关系中如何认定双方的责任，根据上述所列出租人应当履行的义务范围看，其只有在租赁物（小客车）存在瑕疵导致责任事故的发生，才承担责任。这一点符合《民法通则》第126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第1款的规定。而如果是由于承租人的行为导致事故发生，属于由使用人的行为造成的侵权行为，也不存在第三方的责任，那么，侵权责任应该由承租人承担。而周某出租机动车侵权案二审审判时，以“即在车辆的租赁关系中，出租人和承租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已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确定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普遍共识和处理原则”为由，判决周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责任认定是值得商榷的。
（二）机动车损害赔偿关系中的责任认定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1条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机动车在使用中造成他人损害，其使用人与他人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损害赔偿的法律关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从周某出租机动车侵权案看，陆某是交通事故直接责任者，与导致韦某死亡后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但是，由于本案中的陆某是承租人（也可称为广义的使用者）雇佣的驾驶员，因此本案还涉及连带责任认定问题。那么如何认定其中的连带责任呢？这就要看他们之间形成的侵权损害状况及其因果关系。因为，在我国的立法模式下，出租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成立要件意义上的损害是直接损害，它直接参与同过错、因果关系（加害行为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等要件的组合，间接损害则是在侵权责任成立的前提下，被交付给因果关系去处理，也即间接损害是否应该获赔，应视间接损害与直接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远近而定。就本案而言，周某与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之间并不存在其因果关系，因此判决周某承担连带责任显然值得商榷。
（三）机动车营运中雇佣劳动关系中的责任认定
雇佣关系，是指根据双方的约定，一方按照另一方的意思于一定或者不定期限内为对方提供劳务，对方给付报酬的关系。雇佣关系存在与否，要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双方有无雇佣合同；二是受雇人有无报酬；三是受雇人有无提供劳务；四是受雇人是否受雇佣人监督。[②]从法律意义上讲，双方一旦建立了具有上述要件的劳动关系，就成为雇主或雇员。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成为有关法律规范的主体，双方就可能成为用工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的责任主体。为了体现利益与风险一致、风险和责任一致的原则，法律规定雇主要为雇员与履行职务有关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同时规定，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损害的，也要为自己的侵权行为负责，与雇主共同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周某出租机动车侵权案中兰某与陆某之间是一种雇佣劳动关系，他们之间显然属于上述法律规定涉及的责任认定范围。因此，本案判决由雇主兰某承担雇主责任，由雇员陆某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双方之间所具有的雇佣法律关系确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无疑是正确的。
三、周某出租机动车侵权案件的责任认定
（一）租赁关系不是处理本案的依据
任何法律责任都有一种法律关系来支撑，而不同的法律关系，有不同的责任配置，正确认定法律关系性质，决定责任成立的正当性。就本案而言，涉及的是租赁法律关系，这一法律关系与侵权责任的损害赔偿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是确定侵权责任承担的前提，案经法院查明这一租赁关系并没有构成侵权行为，不应该成为侵权责任之诉由。因此，原告在主张侵权损害关系上的诉由的同时，也对第三人主张租赁关系上的诉由，要求第三人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在诉讼上是混乱的。因为：其一，基于租赁合同之诉的对方只能是合同关系的对方，不应包括合同关系以外的其他人。其二，原告对被告及对第三人提出的是两种不同的诉讼请求，不是同种类的诉讼请求，不属普通共同诉讼可以合并审理的范围。其三，既然要求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连带责任就意味着其与被告应是相同的诉讼地位，属于共同侵权才居于共同被告的地位。这一点《民法通则》一百零六条有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犯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但是本案中周某并无基于过错而构成侵权的事实。因为本案损害事实的发生是基于雇员陆某因重大过失而产生的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与租赁合同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周某在本案中也并无过错，因此，判决由租赁关系的出租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于法无据。
（二）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能成为本案侵权责任承担之原则
如何破解“执行难”问题
刘忠杰
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的执行。它是刑事、民事等诉讼程序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首先表明的,就是各诉讼活动的全部结束,其次表明的,就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将在此最后阶段全部实现其所作决定。执行工作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认真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维护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执行工作的顺利完成,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提高公众对法院的信心,有利于捍卫法律的权威 和尊严。现在,摆在全国法院系统面前的是突出的“执行难 ”问题。狭义的“执行难”即是最高人民法院报告中的“被执行人难找, 被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执行财产难动”的状况。为克服和转变“执行难”的问题，首先应该充实和改善执行庭执行力量不足及装备落后不全的因素。有条件应建立健全执行局。其次,执行庭受理案件, 案件执行人员要认真审查裁判文书的执行事实依据,依照法律程序规范的要 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合法执行,来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任何案件都会存在强制执行的可能,但要严禁滥用强制措施。再次,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在广大人民群众法制意识日益增强,公民学法、知法、守法、用法日渐成风之际,执行人员要用好用足法律武器,不断 加大执行力度,重现法律力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现在已实行审执分立,实践已经证明,实行审执分立,才能有利于执行工作的开展和提高。因为有专门组织和人员负责执行工作,就能够集中力量,总结经验,改善工作,还有利于提高审判工作,起到互相制约的作用。为缓解“执行难”问题,有以下几点意见。
一、依法规范执行。执行人员的言行举止,办事程序,采取强制措施的要求,也应该象办案程序一样遵循公、公平、公正、合法的原则。对肆意违反执行规范者则应追究错案责任,对出现重特大责任事件,由主管和分管领导负 责。执行人员的执行策略要规范有序,力戒简单粗暴,严禁使用暴力侵犯公民的正当权利,粗暴执行将会带来不良结果和负面的社会影响。要注意工作方法、讲究执行实效。要把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严格执行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的核心就是要求被执行人定期向人民法院申报自己的财产收入情况,经人民法院核实后,发给“被执行人须知”,并告知其不得从事的消费行为,以及违反规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从而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义务。如当前较突出的拖欠、克扣和拒发外来民工工资的案件。这类案件涉及的人多、面广、数额大,如果不能及时执行和处理,将有可能造成民转刑案件。因此要抓紧在最短的时间内执行完毕。在执行过程中, 对债务人动之以情,晓之以利害, 阐明继续拖欠民工工资将对社会、企业及本人产生的不良后果,让其提交所欠民工工资明细表并主动及时归还。
三 、当被执行人不如实申报并隐、匿、毁、转移被执行财产并进行高消费时,就以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以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依法予以制裁,进行限制、卡断等手段来迫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给付义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当对被执行人员采取说服教育措施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下,仍然没有效果,拒不履行给付义务和违反“须知”而进行高消费行为,就应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来给被执行人较大压力,促使执行工作顺利完成。
五、执行人员提高对执行时间紧迫性认识。不能等待被执行人主动执行,而是要主动去催促执行。特别是对老、弱、病、残活动困难的人员,要优先立案、优先执行、重点督办、限期执结、快速执行。
六、执行人员要廉洁自律,杜绝办“三案”等违法违纪现象出现。有些执行案件就是与被执行人有“三同”现象而迟迟得不到执行,这既给当事人的利益受损,又败坏了人民法院的形象。
七、执行工作中,执行要以法律为准绳,根据被执行人的实际情况,包括对待责任的态度、行为、能力等情况,采取指定执行,提级执行和集中执行来加大执行力度,缩短执行周期,力争在法定期限内执结所有案件。
八、有些执行案件不能顺利执行是受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法院要力争在政府的支持和人大监督及各部门的协助下克服这些困难,奋勇将此类案件执行到底。给被害人有个交代,给人民有所交代。
九、在执行工作受挫时,对提供被执行人重要信息的群众给予奖励,促进群众监督。让被执行人身处高度监控的状态下,迫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十、对被执行人系外来人员的执行案件,执行人员应更快,迅速采取保全措施,以免被执行人员逃避法律责任。更强,用强硬的法律武器,迫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给付义务。更好，以及时高效的执行效果为受害者服务。让人民群众忧忧而来，满意而归。
执行人员和法警为主的执行力量以及执行装备有院领导统一调度。执行庭不应推诿、拖延执行，或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等等。如果出现上述情节则按规定严肃追究案件经办人和负责人的责任。为缓解“执行难”问题，要在执行工作中要确实加大制裁力量，以更高的认识和更有效的措施为司法公正与效率这个主旋律服务。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忠杰
——以一起出租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为例
论文提要
出租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在审判实务中应当遵循何种处理原则，争议很大，引起立法者和社会的广乏关注，不同的解读，不同的判例。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作了专章的规定，对出租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侵权责任的构成作出系统的规范，为处理出租机动车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值得认真研读和切实贯彻。
机动车作为现代交通工具，在带给人们便捷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违法、违规事故，给双方当事人造成了一系列难以挽回的损失。为规范机动车侵权责任，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以专章详尽地规定了机动车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问题，并将各种侵权行为进行分门别类。特别是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改变了过去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方式，明确界定了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方式，因而从理论与实践上改变了此前对此类案件判决的混乱状态。本文从一起出租机动车侵权责任的案例出发，在分析有关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出租机动车使用中侵权损害赔偿问题，愿与同行商榷。
一、周某出租机动车侵权责任案例及问题提出
（一）案例
2007年5月7日 一辆微型客车，因驾车车速过快，为避让行人，车辆往左越过道路中线行驶，导致微型客车的左前轮与行人发生碰撞，造成韦某当场死亡，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驾驶员陆某负全部责任。经查，该车是周某租赁给兰某营运的，签有租赁协议，每月租金1300元，而陆某是兰某雇佣来驾驶该车从事营运。事故发生后不久，兰某因故死亡。2007年10月30日，原告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陆某、兰某、周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年经一审第225-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周某负连带赔偿责任。周某不服一审判决，以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为由提出上诉。在另案处理的刑事案件中，陆某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2008年4月29日，二审裁定发回重审。同年经重审，第14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周某与兰某签订协议，由兰某承租该肇事车辆，周某与兰某之间形成租赁合同关系，周某已将该车辆交付给兰某使用，兰某在租赁期间已实际使用了对车辆的支配权，并享受了对车辆使用的利益。同时，周某已丧失了对车辆的支配权，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无法防范和控制，判决周某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经审理认为，原判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再次裁定发回重审。再次重审的第25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周某与兰某签订协议，约定由兰某承租该肇事车辆，周某与兰某形成租赁合同关系，周某作为出租人，兰某作为承租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明确规定，“承租人占有租赁物期间，租赁物造成第三人的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害的，出租人不承担责任”。据此，判决周某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原告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第8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关于车主即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周某的责任问题，经查，周某与兰某于2005年5月1日签订《车辆承包协议书》，双方商定由兰某每月向周某交承包租金1300元，兰某作为车辆承租人对车辆有运行支配权，但车辆所有权仍属周某，出租人周某享有运行利益，本案系车辆运行期间造成他人损害，出租人周某和承租人兰某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据为“即车辆的租赁关系中，出租人和承租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已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确定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普遍共识和处理原则。”关于原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的规定为据，判决出租人周某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经查，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六条是对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规定，而周某和兰某签订的《车辆承包协议书》并非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原判以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规定作为本案的法律依据属适用法律不当。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周某与陆某等被告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问题提出
从本案的审判过程及结果看，显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知和判决结果。就一审法院看，运用的显然是一种“运行支配说”的理论。即谁对车辆的运行有支配权和控制权，就由谁对侵权损害赔偿承担责任，其强调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因此，认定本案周某没有实际控制车辆，且不存在过错，因而不承担责任。而二审法院运用的显然是一种“运行利益归属说”的理论。即谁从车辆的运行中获取利益，谁就对车辆的侵权损害承担责任，其强调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因此，认定本案兰某作为车辆承租人对车辆有运行支配权，但车辆所有权仍属于周某，出租人周某享有运行利益，本案系车辆运行期间造成他人的损害，出租人周某与承租人兰某应承担连带责任。因而判决周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就本案而言，由于二审为终审，因此从最终结果看，显然采用了“运行利益归属说”和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是，认真分析本案及其背后的法律关系，显然二审的认知和判决是值得商榷的。
二、周某出租机动车侵权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及责任认定分析
（一）机动车租赁法律关系中的责任认定
周某出租机动车侵权案涉及的第一个法律关系是周某与兰某的机动车租赁关系。为了营运，兰某通过与周某签订租赁合同，成为周某所有的机动车的实际使用者，并雇请陆某驾驶客车营运。因此，周某是租赁合同的出租人，承担着以下义务：一是交付租赁物（即小客车）并保证承租人正常使用、收益的义务。如果租赁物（即小客车）具有使承租人不能为正常使用、收益的瑕疵，出租人即应承担违约责任。而且在租赁关系存续期间也应保持租赁物的这种适合于约定使用、收益的状态。二是维修租赁物的义务。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外，出租人对租赁物有维修的义务。出租人的该项义务实际上是出租人保持租赁物使其合于使用、收益状态义务的延伸。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要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间内维修。[①]
在这种出租机动车租赁法律关系中如何认定双方的责任，根据上述所列出租人应当履行的义务范围看，其只有在租赁物（小客车）存在瑕疵导致责任事故的发生，才承担责任。这一点符合《民法通则》第126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第1款的规定。而如果是由于承租人的行为导致事故发生，属于由使用人的行为造成的侵权行为，也不存在第三方的责任，那么，侵权责任应该由承租人承担。而周某出租机动车侵权案二审审判时，以“即在车辆的租赁关系中，出租人和承租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已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确定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普遍共识和处理原则”为由，判决周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责任认定是值得商榷的。
（二）机动车损害赔偿关系中的责任认定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1条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机动车在使用中造成他人损害，其使用人与他人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损害赔偿的法律关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从周某出租机动车侵权案看，陆某是交通事故直接责任者，与导致韦某死亡后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但是，由于本案中的陆某是承租人（也可称为广义的使用者）雇佣的驾驶员，因此本案还涉及连带责任认定问题。那么如何认定其中的连带责任呢？这就要看他们之间形成的侵权损害状况及其因果关系。因为，在我国的立法模式下，出租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成立要件意义上的损害是直接损害，它直接参与同过错、因果关系（加害行为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等要件的组合，间接损害则是在侵权责任成立的前提下，被交付给因果关系去处理，也即间接损害是否应该获赔，应视间接损害与直接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远近而定。就本案而言，周某与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之间并不存在其因果关系，因此判决周某承担连带责任显然值得商榷。
（三）机动车营运中雇佣劳动关系中的责任认定
雇佣关系，是指根据双方的约定，一方按照另一方的意思于一定或者不定期限内为对方提供劳务，对方给付报酬的关系。雇佣关系存在与否，要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双方有无雇佣合同；二是受雇人有无报酬；三是受雇人有无提供劳务；四是受雇人是否受雇佣人监督。[②]从法律意义上讲，双方一旦建立了具有上述要件的劳动关系，就成为雇主或雇员。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成为有关法律规范的主体，双方就可能成为用工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的责任主体。为了体现利益与风险一致、风险和责任一致的原则，法律规定雇主要为雇员与履行职务有关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同时规定，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损害的，也要为自己的侵权行为负责，与雇主共同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周某出租机动车侵权案中兰某与陆某之间是一种雇佣劳动关系，他们之间显然属于上述法律规定涉及的责任认定范围。因此，本案判决由雇主兰某承担雇主责任，由雇员陆某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双方之间所具有的雇佣法律关系确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无疑是正确的。
三、周某出租机动车侵权案件的责任认定
（一）租赁关系不是处理本案的依据
任何法律责任都有一种法律关系来支撑，而不同的法律关系，有不同的责任配置，正确认定法律关系性质，决定责任成立的正当性。就本案而言，涉及的是租赁法律关系，这一法律关系与侵权责任的损害赔偿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是确定侵权责任承担的前提，案经法院查明这一租赁关系并没有构成侵权行为，不应该成为侵权责任之诉由。因此，原告在主张侵权损害关系上的诉由的同时，也对第三人主张租赁关系上的诉由，要求第三人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在诉讼上是混乱的。因为：其一，基于租赁合同之诉的对方只能是合同关系的对方，不应包括合同关系以外的其他人。其二，原告对被告及对第三人提出的是两种不同的诉讼请求，不是同种类的诉讼请求，不属普通共同诉讼可以合并审理的范围。其三，既然要求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连带责任就意味着其与被告应是相同的诉讼地位，属于共同侵权才居于共同被告的地位。这一点《民法通则》一百零六条有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犯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但是本案中周某并无基于过错而构成侵权的事实。因为本案损害事实的发生是基于雇员陆某因重大过失而产生的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与租赁合同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周某在本案中也并无过错，因此，判决由租赁关系的出租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于法无据。
（二）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能成为本案侵权责任承担之原则
如何破解“执行难”问题
刘忠杰
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的执行。它是刑事、民事等诉讼程序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首先表明的,就是各诉讼活动的全部结束,其次表明的,就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将在此最后阶段全部实现其所作决定。执行工作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认真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维护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执行工作的顺利完成,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提高公众对法院的信心,有利于捍卫法律的权威 和尊严。现在,摆在全国法院系统面前的是突出的“执行难 ”问题。狭义的“执行难”即是最高人民法院报告中的“被执行人难找, 被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执行财产难动”的状况。为克服和转变“执行难”的问题，首先应该充实和改善执行庭执行力量不足及装备落后不全的因素。有条件应建立健全执行局。其次,执行庭受理案件, 案件执行人员要认真审查裁判文书的执行事实依据,依照法律程序规范的要 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合法执行,来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任何案件都会存在强制执行的可能,但要严禁滥用强制措施。再次,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在广大人民群众法制意识日益增强,公民学法、知法、守法、用法日渐成风之际,执行人员要用好用足法律武器,不断 加大执行力度,重现法律力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现在已实行审执分立,实践已经证明,实行审执分立,才能有利于执行工作的开展和提高。因为有专门组织和人员负责执行工作,就能够集中力量,总结经验,改善工作,还有利于提高审判工作,起到互相制约的作用。为缓解“执行难”问题,有以下几点意见。
一、依法规范执行。执行人员的言行举止,办事程序,采取强制措施的要求,也应该象办案程序一样遵循公、公平、公正、合法的原则。对肆意违反执行规范者则应追究错案责任,对出现重特大责任事件,由主管和分管领导负 责。执行人员的执行策略要规范有序,力戒简单粗暴,严禁使用暴力侵犯公民的正当权利,粗暴执行将会带来不良结果和负面的社会影响。要注意工作方法、讲究执行实效。要把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严格执行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的核心就是要求被执行人定期向人民法院申报自己的财产收入情况,经人民法院核实后,发给“被执行人须知”,并告知其不得从事的消费行为,以及违反规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从而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义务。如当前较突出的拖欠、克扣和拒发外来民工工资的案件。这类案件涉及的人多、面广、数额大,如果不能及时执行和处理,将有可能造成民转刑案件。因此要抓紧在最短的时间内执行完毕。在执行过程中, 对债务人动之以情,晓之以利害, 阐明继续拖欠民工工资将对社会、企业及本人产生的不良后果,让其提交所欠民工工资明细表并主动及时归还。
三 、当被执行人不如实申报并隐、匿、毁、转移被执行财产并进行高消费时,就以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以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依法予以制裁,进行限制、卡断等手段来迫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给付义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当对被执行人员采取说服教育措施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下,仍然没有效果,拒不履行给付义务和违反“须知”而进行高消费行为,就应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来给被执行人较大压力,促使执行工作顺利完成。
五、执行人员提高对执行时间紧迫性认识。不能等待被执行人主动执行,而是要主动去催促执行。特别是对老、弱、病、残活动困难的人员,要优先立案、优先执行、重点督办、限期执结、快速执行。
六、执行人员要廉洁自律,杜绝办“三案”等违法违纪现象出现。有些执行案件就是与被执行人有“三同”现象而迟迟得不到执行,这既给当事人的利益受损,又败坏了人民法院的形象。
七、执行工作中,执行要以法律为准绳,根据被执行人的实际情况,包括对待责任的态度、行为、能力等情况,采取指定执行,提级执行和集中执行来加大执行力度,缩短执行周期,力争在法定期限内执结所有案件。
八、有些执行案件不能顺利执行是受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法院要力争在政府的支持和人大监督及各部门的协助下克服这些困难,奋勇将此类案件执行到底。给被害人有个交代,给人民有所交代。
九、在执行工作受挫时,对提供被执行人重要信息的群众给予奖励,促进群众监督。让被执行人身处高度监控的状态下,迫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十、对被执行人系外来人员的执行案件,执行人员应更快,迅速采取保全措施,以免被执行人员逃避法律责任。更强,用强硬的法律武器,迫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给付义务。更好，以及时高效的执行效果为受害者服务。让人民群众忧忧而来，满意而归。
执行人员和法警为主的执行力量以及执行装备有院领导统一调度。执行庭不应推诿、拖延执行，或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等等。如果出现上述情节则按规定严肃追究案件经办人和负责人的责任。为缓解“执行难”问题，要在执行工作中要确实加大制裁力量，以更高的认识和更有效的措施为司法公正与效率这个主旋律服务。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忠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