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废止《汕头经济特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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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政府采购条例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00年12月1日通过，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加强对政府采购的监督管理，提高财政性资金的使用效益，促进廉政建设，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纳入预算管理的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使用财政性资金进行的政府采购，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财政性资金，是指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和政府性贷款。
第三条 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择优、效益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采购委员会负责领导和协调本级政府采购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本级政府采购工作。
县级以上政府采购机构具体从事本级政府集中采购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在下列范围内制定本级政府年度采购目录，报同级政府采购委员会批准后公布实施：
（一）小汽车、大轿车、摩托车等交通运输设备；
（二）计算机、复印机、传真机等办公设备；
（三）各行业专用设备；
（四）汽车保险及定点维修；
（五）非生产性修缮和绿化项目。
在本年度政府采购目录公布后，因特殊情况需要在目录范围外采购的，应当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六条 政府采购采取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两种形式。
纳入政府采购目录、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由政府采购机构实行集中采购：
（一）采购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项目；
（二）采购金额虽不足五万元，但属于需要纳入固定资产管理的项目。
前款规定范围外的采购项目，实行单位自行组织分散采购；前款规定范围内的采购项目，因为特殊需要并经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批准的，也可以实行单位自行组织的分散采购。分散采购接受政府财政部门的监督管理和政府采购机构的指导。
地、州、市、县集中采购的金额标准由本级人民政府制定，但不得超过本条规定的金额标准。
第七条 采购人实施采购时，其工作人员与承办的采购项目有涉及本人、配偶及近亲属利益的，或者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会影响采购公正性的，该工作人员应当回避，供应人或者其他人也可以要求其回避。
前款规定的回避，实行分散采购的，由需求人的负责人决定；实行集中采购的，由政府采购机构负责人决定。
第八条 采购人实施采购时，从事同一项目采购的工作人员应当有二人以上，共同对采购项目负责。
第九条 本条例所称采购人，在集中采购中，是指政府采购机构；在分散采购中，是指需求人。
第十条 政府采购机构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采购委员会、财政部门、上一级政府采购机构报告其采购情况。
上级政府采购机构应当加强对下级政府采购机构的指导。
第十一条 政府采购机构应当每年向社会公布上一年度采购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政府采购中的违法行为。
审计机关应当每年对本级政府采购进行审计，并将审计结果报本级人民政府。审计机关认为必要时，可以对政府采购组织专项审计。

第二章 采购立项
第十二条 需求人需要采购的，应当根据政府采购目录，向政府采购机构提前报送采购计划。
第十三条 政府采购机构负责编制年度采购预算，报经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批准后实施。
第十四条 根据采购预算和采购计划，需求人就采购项目的名称、数量、质量、规格、技术要求、交付使用的时间等具体内容，向同级政府采购机构提出采购申请。
需求人的采购申请中不得含有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禁止的内容。
第十五条 采购申请符合下列条件，政府采购机构应当批准立项：
（一）采购项目属于采购预算和采购计划安排；
（二）采购项目不超过国家和省规定的标准；
（三）自筹资金落实。
政府采购机构应当自收到采购申请之日起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向申请采购的需求人作出答复。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管理和拨（支）付采购资金。
采购资金中的自筹部分，需求人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存入指定的银行账户。
集中采购的资金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直接向供应人支付。
第十七条 国家财政下达政府采购目录范围内的专项拨款和政府性贷款，按需要实现的级次或者专款下达的级次，由同级人民政府采购。

第三章 采购方式
第十八条 政府采购采取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等方式。
政府采购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的程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执行。
政府采购采取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以外的方式，其适用的具体条件和程序由省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十九条 除本条例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一条规定外，下列项目应当公开招标；
（一）由政府采购机构采购的项目；
（二）采购金额十万元以上的项目。
第二十条 下列项目可以邀请招标：
（一）公开招标的成本过高，与采购项目的价值不相称的；
（二）采购项目由于其复杂性或者专门性，只能从有限范围的供应人处获得的。
邀请招标应当向三家以上相互没有利益关系的供应人发出投标邀请书。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实行招标：
（一）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机密的；
（二）采购项目只能从某一特定的供应人处获得，或者供应人拥有对该项目的专有权的；
（三）属于抢险救灾或者利用扶贫资金实行以工代赈、需要使用农民工等特殊情况，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不宜采用招标方式的；
（四）因发生不可预见的急需或者突发事件，不宜采用招标方式的；
（五）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第二十二条 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招标工作，由政府采购机构负责组织。政府采购机构可以委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条件的招标代理机构进行政府集中采购的招标代理。
第二十三条 招标人可以根据招标项目本身的要求，在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中，要求潜在投标人提供有关资质证明文件和业绩情况，并对潜在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但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不得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
第二十四条 招标文件不得要求或者标明特定的生产厂商、供应者以及含有倾向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五条 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提交投标保证金的，投标人应当提交。投标保证金的数额不得高于投标金额的百分之二。
第二十六条 需求人、投标人对政府采购机构组织的评标委员会的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复评。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责成政府采购机构重新组织评标委员会进行复评。
复评时，应当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对投标书的内容进行评审。
第二十七条 评标结束后，招标人应当将评标的结论书面通知中标人和落标人，同时退还落标人提交的投标保证金。

第四章 采购合同
第二十八条 招标活动结束后，按《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地点，由招标的采购人与中标人签订采购合同。
第二十九条 在签订采购合同时，采购人可以在招标文件规定的范围内对采购标的数量予以增加或者减少。但增减的幅度不得超过中标金额的百分之十。
合同履行中，采购人需另行采购与合同标的相同项目的，可以在不变更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与供应人协商签订补充采购合同。补充采购合同的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金额的百分之十。
第三十条 采购合同为持续供货合同的，其履行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一条 中标人应当按照采购人的要求，向采购人交纳不超过合同金额百分之十的履约保证金。采购人收到履约保证金后，同时退还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并于采购合同履行完毕后退还履约保证金。
中标人不履行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履约保证金；采购人不履行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履约保证金。
第三十二条 政府采购机构签订的采购合同涉及产品质量、售后服务、零配件后续供应等问题的，政府采购机构可与需求人约定，并通知签订合同的供应人，由需求人行使合同当事人的权利。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三条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政府采购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内容是：
（一）采购活动是否按照采购计划进行；
（二）采购项目是否符合政府采购的金额、规格等标准；
（三）采购方式是否符合本条例的规定；
（四）采购合同的履行情况；
（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监督检查的其他内容。
被检查的部门或者单位应当如实提供监督检查所必须的材料，不得拒绝。
第三十四条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受理关于政府采购的投诉，并进行必要的调查。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三十五条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发现正在进行的采购活动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可能给国家、社会或者当事人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或者导致采购无效的，应当责令采购人中止采购，并及时作出处理。中止采购后违约责任的承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六条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招标代理机构的招标活动进行监督。发现招标代理机构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情节严重的，三年内不得代理政府采购招标。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的，三年内不得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超过投标保证金数额的，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没有提交投标保证金的，对采购人的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八条 需求人经采购申请立项，政府采购机构已对其采购项目开展采购工作，或者政府采购机构已完成对该项目的采购工作，无正当理由撤回其采购申请或者拒不接受采购标的的，视为放弃该项目的财政预算和计划安排，给政府采购机构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赔
偿部分从其本年度或者下年度财政预算和计划安排中扣减。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的规定，应当实行集中采购而需求人自行分散采购或者为规避适用本条例而分批分散采购的，不予拨款或者扣减下年度财政预算。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的规定，承办采购的工作人员经其单位负责人决定回避而拒不回避的，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明知自己有应当回避的事由而不提出回避，导致其承办的采购项目的公正性受到严重影响或者造成采购失败等严重后果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
第四十一条 政府采购机构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不如实提供检查所需的材料，依法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二条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和政府采购机构的工作人员在采购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



2000年12月1日
妻子能否起诉“第三者”
------我国婚姻法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探析

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 张绍明 唐江涛
汉口新华下路9-1号 邮政编码；430015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之后，包二奶、婚外情、姘居等现象在各地抬头，直接挑战中国的一夫一妻制，在《婚姻法》修订过程中，呼吁立法惩治包二奶、婚外情，增加配偶权的呼声很高。尽管许多法学界人士赞成将配偶权写进修订后的《婚姻法》，但大多数社会学家的看法却绝然相反，认为婚姻以感情为基础，法律不应过多干预感情方面的事务。在激烈的争辩之后，修订后的《婚姻法》绕开配偶权这个敏感的话题，在第四十六条规定了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它是侵犯配偶权的损害赔偿，还是离婚过程中的离因损害赔偿，婚姻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法学界也很少有人探讨这个问题。本人认为：因为修订后的婚姻法并没有明确规定配偶权，它所规定的过错方损害赔偿实质是一种离因损害赔偿，不能针对“第三者”或“二奶”。妻子要想起诉“第三者”或者“二奶”，还必须在婚姻法中明确规定夫妻相互享有配偶权，在目前婚姻法的司法解释明文规定离婚损害赔偿的赔偿义务主体仅限于有过错配偶一方的情况下，妻子不能起诉“第三者”。
[关键词]：配偶权 婚姻 离因损害 精神损害赔偿

在中国的立法史上，恐怕难以找到哪一部法律的修改，能像《婚姻法》这样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参与。2000年初，《婚姻法》修订草案向全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后，不包括地方立法机关、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收到４０００多件反馈意见，此外，中央各大传媒也征集到了１０００多名公众的立法意见。随后，北京民意调查所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一次全国《婚姻法》修订民众意愿调查，共对全国除港、澳、台以外的３１个省市区的７３５７名１８周岁以上的成年人进行了问卷。９０％左右的人明确知道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这三项原则，９５．２％的人知道我国《婚姻法》规定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1]
一、妻子将第三者告上法庭
虽然绝大多数国人知道婚姻法规定有一夫一妻制度，但婚外情、包二奶、姘居、嫖娼等社会丑恶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屡屡发生，并且愈演愈烈，伴随着婚姻法修订稿讨论的深入人心，立法惩治第三者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并且有人开始付诸司法实践。2000年，我国首例妻子状告第三者侵害配偶权案在重庆市审结，该案的案情是：原告周远华以被告谢光萍与其夫张长春完全超出了一般的同志和朋友的交往关系，造成原告家庭不和睦为由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判令第三者谢光萍立即停止插足自己的家庭、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5.5万元。一审法院基于原告周远华的儿子提供的证据，认定被告谢光萍对原告周远华家庭的不和睦有过错，判决被告谢光萍立即停止侵害原告周远华的婚姻家庭关系，并向原告赔礼道歉。被告谢光萍不服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此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周远华的起诉。[2]
这是婚姻法修行前的一个案例，由于它涉及当时争论激烈的配偶权，在当时引起普遍的关注。同一案件，一、二审法院的判决却大不相同，一审法院判令“第三者”承担民事责任，二审法院却驳回原告的起诉。为什么同一案件竟有如此绝然不同的判决结果？因为要“第三者”承担民事责任，就必须明确她侵犯了原告的什么权利，当时的婚姻法并没有规定夫妻之间有忠诚的义务，更没有规定配偶权，如果说“第三者”侵犯了妻子的合法权益，侵权人是她和妻子的丈夫，至少两人是共同侵权，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就算认定两人侵权，侵犯的是妻子的什么权利呢？夫妻相互忠诚的义务能否针对第三人？这些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在婚姻法中找不到答案。二审法院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夫妻间相互享有配偶权的情况下，不得不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
二、婚姻法是否该确立配偶权
配偶权在我国理论及实践上一直存在争议，婚姻法的修改一度使之成为社会焦点，在婚姻法征求意见稿公布之后，对配偶权要不要写进修订后的婚姻法，法学界和社会学界有着绝然不同的看法。
法学界人士大多持肯定意见，他们认为：“夫妻应负忠实义务，这是基于个体婚姻的本质要求，是一夫一妻制度的具体体现。一夫一妻制的实质，在于规范男女两性关系”。[3]目前，“由于中国现行《婚姻法》没有规定忠实义务，没有规定同居义务，因此对于拒绝承担忠实义务和同居义务的配偶，就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4]如果“规定夫妻有相互忠诚义务，对不忠于婚姻的当事人及介入他人婚姻的违法行为人，具有警示和威慑作用，同时为追究侵犯合法婚姻的违法行为提供法律依据”。特别对“有些通奸姘居行为性质比较恶劣，对公民配偶权或夫妻生育权直接构成了严重侵害，……婚姻法再不管，让当事人私了，是国家极不负责任的做法。且处罚这部分通奸者，在当今西方国家大部分的法律中都有明确规定”。所以，“改革开放已经20年的今天，立法者应当理直气壮地为配偶权正名，在新的《婚姻家庭法》中，规定配偶权和配偶权的具体内容”。[5]　
社会学家的意见绝然相反，他们认为，夫妻间的忠实义务是道德问题，不能用法律手段来强制。配偶权意味着夫妇双方拥有对方的性权利，这是十分荒诞的！如果结婚就意味着自己的性权利一次性地承诺给了配偶，那么还有没有婚内强奸呢？是不是所有情感问题都得由法律来调整，法律能管得了吗？本人也赞成这种观点，确立配偶权未必能解决“婚外恋”问题，主张在婚姻法中确立配偶权的主要理由是有利于防止和减少“婚外恋”，巩固“一夫一妻”制，一旦发生侵害配偶权，就可及时予以惩治。因为配偶权的重要内容是夫妻双方的贞操义务，其核心是性的独占性。夫妻一方与任何第三人发生性行为都是违背了贞操义务，侵犯了对方的贞操权，依法应受到制裁。这显然把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合二为一，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性行为是以感情为基础的，这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而感情并非一成不变的。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完整的人权，为什么一旦结婚，自己的一部分人权将属于配偶？一个健康的独立人为什么要拥有另一个同样是健康的独立人的部分人权？?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精神生活、性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共同体而存在。而精神生活、性生活、物质生活在任何一对夫妻的存续期间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永恒的，夫妻以感情为基础，如果感情破裂，法律难道能将他们捆绑在一起？夫妻间的忠诚属于情感领域，不应用法律来强制，情感纠葛应当让当事人自己解决。至于确立配偶权以惩罚“第三者”，那更加令人难以容忍，夫妻关系是一张纸，它只能约束夫妻双方，婚姻法调整范围也仅仅限于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不可能扩大到社会其他成员。如果夫妻双方之间的感情破裂可以将过错归咎于第三方，让第三放承担赔偿责任，是不是夫妻和好之后第三方就该冤枉赔这笔钱呢？这样会不会导致夫妻双方不检讨自己的过错，一旦被告上法庭，人人都把责任往第三人身上推？是不是因为有了一张结婚证，夫妻就得把自己一生的情感无条件地出卖给对方？
在修改婚姻法过程中，不但有人建议增加配偶权，还有人建议增加侵犯配偶权的处罚规定，如“夫妻有互相忠贞的义务，一方对另一方不忠时，另一方得请求公安机关排除妨害”。本人认为这种建议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不可取的。首先，在理论上它违背了婚姻的基础是爱情，“捆绑不成夫妻”。如果一对夫妻关系要用警察来排除妨害，这对夫妻关系能持久吗？相反，会使一些本来可以挽救的婚姻加剧破裂。因为夫妻之间的纠葛事出多因，大量的还属隐私范畴，或者说有的还处于隐私阶段，即使一方出于一时的冲动暴露了部分矛盾，在外界未介入之前往往容易调和。特别是因一时激情状态下的非理智行为，只要对一方幡然悔悟就能使其理解和谅解的。而一旦外界介入特别警察进行干预，就可能使缝隙难以弥合，甚至矛盾激化。其次，公安机关常常介入“床上捉奸”的行列，哪还有人民警察的形象。
在这场有关配偶权的论战中，法学家与社会学家的争论，说到底是夫妻感情问题到底该由法律调整还是有道德调整。2000年，这场争论从课堂到社会，从报纸到荧屏，在全国各地展开。
2001年3月31日至4月1日，湖南电视台生活频道在湘江之畔的长沙，主办了一场\"为婚姻辩法----专家与百姓对话\"的大型活动。参加此次辩论的，有《婚姻法》专家起草组的三位著名法学家------巫昌祯、杨大文、陈明侠以及著名社会学家周孝正教授。两天内，四位学者就《婚姻法》修正草案中几个最具争议性的焦点话题，即配偶权、婚外性行为、离婚、家庭暴力和家庭财产，与广大百姓及其他领域的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参与讨论的除了法学家、社会学家之外，还有法学博士、法官、律师、作家、新闻记者、普通市民，这场论战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仍然是婚姻法该不该明确规定夫妻相互享有配偶权，尽管各方都拿出充足的理由论证自己的观点，最终还是谁也难以说服谁。[6]
三、什么是配偶权
民法的绝大多数概念和制度都可以从古罗马法中找到它们的渊源，都可以通过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观察它们的发育和成长过程。然而，配偶权及其保护制度却是个特例，在罗马法和法国民法典及德国民法典中找寻不到配偶权的概念（诚然，古罗马法和古日尔曼法中曾经规定过夫权，但到了近现代因夫权对男女平等的反动而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配偶权的概念，乃是由英美法系国家率先提出并发扬光大并使其日臻完善的。在英美法国家看来，配偶权\"对于表达婚姻结合的法律意义和象征意义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因为它能够将构成婚姻实体的各种心理要素概念化，诸如家庭责任、夫妻交往、彼此爱慕、夫妻性生活等因素都被概括其内并为法律的。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给配偶权下了一个定义，在他们看来，所谓配偶权，是指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权利
。[7]
我国法学界并没有配偶权的准确定义，不同学者对配偶权下的定义也有所不同，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身份说,“配偶权是夫对妻及妻对夫的身份权”；二是陪伴说，“配偶权是指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权利”；三是利益说，“配偶权是指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基本身份权，表明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由权利人专属支配，其他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四是法定说，“配偶权是法律赋予的合法婚姻关系中的夫妻享有的配偶身份权利，其他人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五是性权利说，“配偶权是项民事权利，夫妻互为配偶，就有配偶权，配偶权的核心特色是性权利”。[8]
配偶权的范围到底有多大？我国有台湾学者将婚姻效力细分成身份上之效力及财产上之效力，身份上之效力仅包括夫妻之称姓、贞操义务、同居义务三项。[9]作为《婚姻法》专家起草组的成员，杨大文教授认为配偶权作为一种身份权，主要包括夫妻姓名权、住所决定权、同居权、忠实义务以及财产权利等，忠实义务是配偶权的重要内容之一。[10]作为法官的马强则认为配偶权作为一项基本身份权，应当派生出下列权利和义务：夫妻姓名权、住所决定权、同居义务、贞操忠实义务、日常事务代理权[11]
不同法学家对配偶权范围的理解有所不同，但都毫例外地将同居义务、贞操忠诚义务规定为配偶权的重要内容，而这也是社会学家最忌讳的。人是感情动物，不可能因一纸婚姻出卖一辈子的情感，在《婚姻法》中规定配偶权和夫妻有互相忠实的义务是把人看作物，是立法的倒退，这等于保障了一部分人的人权而去侵犯另一部分人的人权。
四、婚姻法是否规定了配偶权？
鉴于配偶权问题过于敏感，争论也过于激烈，新《婚姻法》好像在回避这个问题。其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婚姻法规定了过错赔偿，这种赔偿是基于夫妻相互享有配偶权建立起来的，还是一般的民事损害赔偿，婚姻法并没有明确，只是说按照精神损害赔偿的有关规定审理。杨立新教授认为，该条文建立了我国婚姻法上的侵害配偶权的离婚过错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具体侵害配偶权的侵权行为包括实施重婚行为侵害配偶权、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侵害配偶权、实施家庭暴力侵害配偶权、虐待、遗弃侵害配偶权四种。[12]
本人不同意杨立新教授的观点，婚姻法所规定的过错赔偿，其实质应是离婚过程中的离因损害赔偿而不是基于侵害配偶权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我国台湾学者认为，关于离婚之损害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离因损害，另一种是离婚损害。当夫妻一方的行为构成离婚原因之侵权行为时，他方可请求因侵权行为所生之损害赔偿。例如因杀害而侵害对方之生命、身体或人格，或因重婚、通奸等都属于离因损害。而离婚损害与离因损害不同，不具有侵权行为之要件，而离婚本身即为构成损害赔偿之直接原因。例如由于夫妻一方被判处三年以上徒刑或虐待他方配偶之直系尊亲属而离婚时，对他方配偶不构成侵权行为，但他方配偶仍得请求损害赔偿。[13]
　　离因损害精神赔偿与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两者构成要件不同。离因损害精神赔偿，其实质是引起离婚的原因，如虐待、遗弃、不贞等行为构成侵权行为，足以降低社会对受害方已有的评价，侵害了受害方对正常结婚生活的期待感，导致其对将来生活的不安，以及因离婚而丧失对子女的日常监护与共同生活而遭受的感情痛苦等，因而由实施离婚的侵权行为人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因而它必须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而离婚损害精神赔偿，并非由于引起离婚发生的原因构成侵权行为产生精神损害，而离婚本身即是精神损害赔偿发生的原因，对这种精神损害，依侵权行为理论解释，在法的构成上，尚属不足，如果解释为救济因离婚所产生的损害而设定的法律保护政策则较为妥当。对这种损害，最早规定的是1907年瑞士民法典。以后，1920年北欧诸国的婚姻法，1931年的台湾民法，1941年的法国民法典等都有规定。如《法国民法典》第216条规定：如离婚的过错全在夫或妻一方，则该方得被判决损害赔偿，以补他方因解除婚姻而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害。《日本民法典》第151条第2款规定：因离婚而导致无责配偶一方的生活有重大损害时，法官可允其向他方要求一定的抚慰金。
其次，法律适用上二者也不相同。离因损害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依侵权行为之规定而为请求，属于财产法上之规定；而因离婚损害而生之精神损害赔偿，虽未满足侵权行为之要件，亦得请求赔偿，乃属亲属法上之特殊规定。[14]
我国没有像台湾一样的亲属法，不能直接引用台湾地区离因损害赔偿的概念，是不是没有离因损害赔偿的概念就肯定地说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过错方赔偿责任就是基于配偶权所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呢？不是。我国婚姻法在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配偶权，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过错方承担的损害赔偿不是侵犯配偶权所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理由很简单，如果说夫妻一方包二奶、婚外情等破坏婚姻家庭稳定的行为侵犯了另一方的配偶权，为什么现行法律把离婚精神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为有过错的配偶一方，而不追究第三方的责任呢？按侵权法的一般理论，侵犯妻子配偶权的除了丈夫之外还有“二奶”和“第三者”，她们是共同侵权人，应承担共同侵权人的连带责任。因为在理论上，配偶权的绝对权性质决定了配偶以外的任何人都是配偶权的义务主体，都负有不得侵害配偶权的义务，若第三者侵害了合法婚姻关系中无过错方的配偶权，受害人应有权向其主张损害赔偿。婚姻法严格规定离婚精神损害赔偿义务人为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可见法律排除了这种赔偿是基于配偶权。尽管杨立新教授认为，“在重婚和与他人同居的侵害配偶权的损害赔偿关系中，是完全可以向重婚和同居的对方请求损害赔偿的，因为他们是这一侵权行为的共同加害人，构成共同侵权行为，有责任赔偿受害人的损失[15]但这只是学者一家之言，并不为婚姻法所承认。
五、妻子难以起诉“第三者”
在婚姻法修订之前，不少人就希望通过修订婚姻法来惩治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婚外情、包二奶、嫖娼、姘居等丑恶现象，婚姻法修订征求意见时，
广东省妇联曾建议，修改后的《婚姻法》要制裁“包二奶”、“第三者”，有过错的男方承担法律责任，故意侵害婚姻家庭及其配偶财产权利的第三者也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社会上不少人士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杜绝这类丑恶现象最终要依靠法律。
婚姻关系不同于其他社会关系，它的建立以感情为基础，它的解除同样依据感情是否破裂，那种以为法律增加一条规定就可以将貌合神离的夫妻捆绑在一起，是十分幼稚和可笑的。正因为如此，修订后的婚姻法增加了对婚姻关系中无过错方的财产保护力度，并未规定夫妻配偶权，更没有规定妻子可以追究第三者的民事赔偿责任，这是现代社会倡导保护人权、个性自由的要求，法律只能规范人们的行为，不可能规范人们的情感。
尽管社会上仍有不少法律界人士在呼吁确立我国的夫妻配偶权，但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夫妻配偶权制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婚姻法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８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订之后，最高法院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４日便及时颁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其第二十九条规定：承担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这条司法解释排除了妻子起诉第三者的可能。所以，就目前而言，妻子难以起诉第三者。
有人认为该司法解释的出台对法律规定不明的条文作出了不恰当的限制性解释，制约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功效的发挥，导致了我国婚姻法缺乏对第三者破坏他人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中对第三者参与破坏他人家庭的行为明显处罚不力。这种观点看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有一个问题它无法回避，处罚第三者的依据是什么？难道因夫妻而产生的配偶权就如同财产权？具有对世权，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要是这样，谁还敢结婚？只要有一方提出离婚另一方很容易找“第三者”提出赔偿，他人的权益又如何保障？
结束语
感情是道德调整范畴而非法律所能规范。况且夫妻关系不是财产所有权关系，不能因为夫妻拿了结婚证就相互是对方的财产。法律不能因为需要保护一部分人的权益就可以牺牲他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在婚姻法中不具体明确配偶权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在我们看到受伤害的妻子在悲伤流泪之时，不能把愤怒转嫁于第三人，因为离不离婚是夫妻一方的事，第三人充其量是一个诱因。我们不能把夫妻感情破裂的所有责任都强加在第三人身上，并以此要她承担拯救家庭的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
妻子不能起诉第三者也许让一部分有些伤心，但法律要保护的是所有人的权益，婚姻法修订充分考虑到这一点，才没有头脑冲动地规定配偶权。这是理性立法的体现，从这点看，这也许是法制的一种进步。
参考书目：
[1]《中国妇女报》，修订婚姻法民意调查，2000年5月27日。
[2]此案的详情，详见2000年4月3日的《法制文萃报》。
[3]李银河、马忆南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第291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4]李银河、马忆南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第274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5]李银河、马忆南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第287页。第259页。第290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6]《谁该来干涉婚外性关系》，新民周刊：2001年5月03日。
[7]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第199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