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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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商洛市人民政府


商洛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商洛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商丹园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工作部门、事业机构：
《商洛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2011年7月25日第11次常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一年九月十八日


商洛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建立和完善住房保障制度，规范公共租赁住房的管理工作，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七部委《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建保〔2010〕87号）、《陕西省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陕政发[2011]42号)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住房的意见》(陕办发[2010]1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共租赁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支持，限定户型面积、供应对象和租金标准，面向本市既不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又暂无支付能力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农村进城落户的居民中住房困难人员等对象供应的政策性租赁住房。
第三条 我市行政区域内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供应、运营和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分配和管理工作应当遵循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多方建设、统一管理，公平公开、严格监管的原则。
第五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中长期规划、年度建设计划制定以及督查考核等工作。
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组织本区域内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的实施、申请对象的受理、审核、建档、配租、租金收取和交易审核以及住房管理工作；并会同相关部门制定本区域公共租赁住房工作具体的规划、计划和落实措施，完善规章制度，规范管理程序，健全准入和退出机制。
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负责公共租赁住房申请的初审工作。
发改、公安、监察、财政、人社、国土、规划、税务、物价、金融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负责公共租赁住房的有关管理与监督工作。

第二章 项目管理

第六条 公共租赁住房建立项目储备库。申报争取中省资金的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原则上从项目储备库优先提取。
第七条 公共租赁住房目标任务应当纳入项目投资计划管理。发改部门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财政部门按照上级政府下达的保障性住房目标任务，积极落实项目，加快前期工作，编报年度投资计划，并按要求逐级上报。
第八条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项目要严格按照国家、省、市的有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及时办理项目立项审批、规划、土地、环评、节能等手续。
第九条 列入计划的项目，应足额按时建成，不得多报少建。项目计划原则上不得调整，确需调整的，必须按程序报原项目批准部门核准。

第三章 规划设计和土地管理

第十条 市、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根据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规划、年度计划，明确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规模、土地、资金安排、项目布局、套型结构和工作机制等内容，并向社会公布。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应当符合城乡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优选规划设计方案，遵循经济适用、生活设施配套齐全、满足基本使用功能等要求。
第十一条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项目应当依据经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选择在地质条件安全可靠、环境适宜、公共交通相对便利和商业、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设施及市政配套相对完善的区域，本着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充分利用储备土地、闲置土地，挖潜利用存量土地和产业结构调整土地。
第十二条 公共租赁住房的建筑设计应当符合节能、省地、环保要求，积极推广应用先进、成熟、适用、安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第十三条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用地应当纳入年度土地供应计划，指标单列，应保尽保。县区政府应当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对于急需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应当优先使用政府储备土地，采取即报快批方式，缩短审批时限，加快供地速度。
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用地实行划拨供应。其他方式投资的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用地可以采取出让、租赁或者作价入股等方式有偿使用。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单位未取得原批准部门同意，不得改变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用途。

第四章 资金管理

第十四条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资金，按下列渠道筹集：
（一）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的专项建设资金；
（二）保障性住房建设融资（包括银行贷款和住房公积金贷款等）；
（三）出租出售保障性住房的收益；
（四）国家代地方发行的债券；
（五）保障性住房配建商铺等商业配套设施的出售、出租收入；
（六）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
第十五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按照上级政府签订的目标责任书确定的任务，以及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联合审定的项目批复计划，按照实施进度拨付保障资金。
纳入中省资金补助的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取得施工许可证后拨付中省补助资金；建设单位根据施工进度将建设资金向施工单位予以拨付。
第十六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切实加强公共租赁住房资金的使用管理，及时将中省市县筹集的资金全部进入保障性住房资金特设专户，实行“专项管理、专账核算、封闭运行、专款专用”，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不得截留、挤占、挪作他用，也不得用于平衡本级预算。依据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联合审定的项目批复计划，对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第十七条 符合保障性住房条件的职工家庭，可以用住房公积金支付公共租赁住房租金。
第十八条 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实行政府指导价。租金成本由房屋的折旧费、维修费、管理费、贷款利息等构成。市、县区物价部门定期发布公共租赁住房的租赁指导价格，并加强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 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收入，应当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规定缴入同级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租金收入专项用于偿还公共租赁住房贷款，以及公共租赁住房的维护、管理和投资补助等。
第二十条 县区政府应当通过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加大对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的投入。鼓励金融机构发放公共租赁住房中长期贷款。引导保险资金、信托资金投入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
第二十一条 公共租赁住房实行“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投资者权益可依法转让。
第二十二条 公共租赁住房的维修、养护、管理由产权单位负责，产权单位也可委托专业服务企业管理。产权单位应当为承租人提供物业管理，物业管理费由承租人负担。产权单位应当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提供安全、文明、卫生、方便、舒适的居住环境和社会环境。

第五章 建设管理

第二十三条 公共租赁住房房源通过新建、改建、收购、在市场上长期租赁住房等方式多渠道筹集。新建公共租赁住房以配建为主，也可以相对集中建设，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尽可能安排在交通便利、公共设施较为完善的区域，并完善小区内外市政配套设施建设。
第二十四条 新建公共租赁住房应当以满足基本居住需求为原则，符合安全卫生标准和节能环保要求，确保工程质量。成套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单套建筑面积控制在60平方米以下。以集体宿舍形式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执行建设部《宿舍建筑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五条 新建公共租赁住房采取地方政府建设、开发企业建设、企事业单位自建以及在普通商品住房建设项目、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中配套建设等方式。在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的前提下，政府可以组织新职工较多的单位利用自用土地建设周转过渡性住房；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可以集中建设集体宿舍、农民工公寓或者人才公寓等，供租赁使用。
第二十六条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涉及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按照经济适用住房的相关政策执行。
第二十七条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应当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强制性规定。开工项目和竣工项目信息应在开工和竣工验收后20个工作日内按项目逐个公开。
第二十八条 以配建方式建设公共租赁住房的，配建的建筑面积、建设标准、收回和收购条件、价格等内容应当作为取得国有建设用地的前置条件，并在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或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明确约定。
第二十九条 市、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依法对公共租赁住房的质量及造价等工程建设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开发建设单位应当对其开发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在合理使用寿命内的质量承担责任。
第三十条 市、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建立住房保障信息管理系统，建立申领和退出公共租赁住房的个人信息、公共租赁住房建设项目信息等内容的电子档案，及时更新和维护数据，健全保障性住房档案检索体系，做好档案的录入、管理、使用、移除等工作。

第六章 准入管理

第三十一条 申请条件：
申请人应年满18周岁，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来源，具有租金支付能力，符合政府规定收入控制标准的无住房人员、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3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难家庭、大中专院校及职校毕业后就业、农村进城落户居民和进城务工及外地来主城区工作的无住房人员。对社会做出突出贡献且家庭收入符合城市低收入保障标准的住房困难家庭。
（一）有稳定工作是指：
1．与用人单位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且在主城区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的社会保险费或住房公积金的人员；
2．在主城区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社会保险费且在主城区居住6个月以上的灵活就业人员；
3．在主城区退休的人员；
4．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工作人员。
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的缴纳时限从申请之日起往前计算。
（二）收入控制标准：市区单身人士月收入不高于2000元，两人家庭月收入不高于3000元，超过两人的家庭人均月收入不高于1500元。各县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控制标准；市、县区政府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物价指数等因素的变化定期调整收入控制标准，并向社会公布。
月收入包括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其他劳动所得及财产性收入；不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市、县区政府引进的特殊专业人才和在主城区工作的国家和省部级劳模、全国英模、荣立二等功以上的复转军人住房困难家庭不受收入限制。
（三）无住房是指：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在主城区无私有产权住房（包括已签订合同未取得产权证的房屋），未承租公房或廉租住房，且从申请之日起前3年内在主城区未转让住房。
（四）住房困难家庭是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3平方米的家庭。计算方法为：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住房建筑面积÷家庭户籍人口数。
住房建筑面积按公房租赁凭证或房屋权属证书记载的面积计算；有多处住房的，住房建筑面积合并计算；家庭人口按户籍人口计算。
第三十二条 申请要求：
（一）申请人到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领取《商洛市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表》后，向所在单位或者社区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书面材料。
（二）申请人如实填写申请表，承诺所填内容真实有效，并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三）每个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只限申请承租一套公共租赁住房。
（四）申请材料：
1、身份证明：
主城区户籍的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出具公安机关制发的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非主城区户籍的申请人出具公安机关制发的居民身份证和居住证。
2、婚姻状况证明：
已婚人员需提供结婚证明。
3．工作、收入和社会保险费或住房公积金缴费证明：
（1）签订劳动合同的申请人提供劳动合同，单位出具收入证明和住房公积金缴费证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社会保险缴费证明。
（2）主城区退休人员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按月领取养老金证明或由原工作单位出具退休情况证明。
（3）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工作人员由所在工作单位出具证明。
无工作的申请人由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出具证明。
4、住房情况证明
有工作单位的申请人，由单位出具住房情况证明。无工作单位的申请人，由居住地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出具住房情况证明。住房困难家庭需出具公房租赁凭证或房屋权属证书。
5、其他需提供的材料：
（1）引进的特殊专业人才由市人社部门出具相关证明；
（2）省部级以上劳模、英模提供相关证书；
（3）荣立二等功以上的复转军人提供相关证书；
（4）大中专院校及职校毕业生提供毕业证书。
以上规定材料属证明的提交原件，属证件、证书或合同的提交复印件，并提供原件核对。

第七章 审核配租

第三十三条 申请公共租赁住房，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受理。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建设部门提出申请，领取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核表。
（二）初审。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对申请人的家庭收入、住房状况等是否符合规定条件进行认定，并将符合条件的家庭报市、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核准。
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应当在申请人户籍所在地、居住地或工作单位将审核结果公示15日，公示内容包括申请人姓名、收入、住房等情况。
（三）复审。市、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对公示期满无异议的予以核准。核准结果在申请人户籍所在地、居住地或工作单位公示15日，并在当地电视、报纸、政府网站等媒体上公开。
（四）轮候。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进入申请人轮候库。轮候期间,申请人工作、收入、住房及家庭人数等情况发生变化，应主动及时向所在单位或者社区如实提交书面材料，重新审核资格。
（五）配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将配租房源的户型、数量、地点、申请时间段等相关信息在相关媒体上适时公布。并按申请的时间段、选择的公共租赁住房地点和相对应的户型面积摇号配租。
1、申请时间段是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公布的申请人能够参与摇号配租的申请时间范围。
2、相对应的户型面积是指公共租赁住房配租面积与申请人的家庭人数相对应。2人以下（含2人）配租建筑面积40平方米以下住房，3人以上（含3人）配租建筑面积60平方米以下住房。另外，单亲家庭只有2人的，可按3人配租面积配租。
3、摇号配租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组织，按照分类方式，通过电脑摇号系统，根据申请人选择的地点和户型面积进行配租。
摇号配租过程接受监察部门、公证机构、新闻媒体及申请人代表监督，摇号结果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无异议的向申请人发放配租确认通知书。未能获得配租的申请人可以直接进入同地点的下一轮摇号配租，也可以提出变更申请地点，进入新的申请地点下一轮摇号配租。
（六）签订合同。领取配租确认通知书的申请人，应在收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发出入住通知后的30日内，携带本人身份证件、配租确认通知书和入住通知书到指定地点签订《商洛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租赁合同的，视为自动放弃，本次申请配租作废，但可重新申请，申请时间按重新申请之日计算。
第三十四条 对拒不配合调查，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真实或者经审核不符合条件的，初审、复审或者审核部门应当退回其申请，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申请人如有异议，可以自收到书面告知之日起20日内，向原初审、复审和审核部门申请复核。原初审、复审或者审核部门应当自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核，并将复核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三十五条 市、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将公共租赁住房的地段、户型、面积、价格、交付期限及供给对象等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将公共租赁住房配租对象的姓名、家庭人口、收入、配租的房屋面积等信息及时在当地电视、报纸、政府网站等媒体上公开。

第八章 租赁管理

第三十六条 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期限一般为3至5年。合同中应当明确下列内容：
（一）房屋的位置、面积、结构、附属设施和设备状况；
（二）房屋用途和使用要求；
（三）租赁期限；
（四）租金及其支付方式；
（五）房屋维修责任；
（六）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办法；
（七）其他约定。
第三十七条 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由物价部门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财政等有关部门根据住房市场租金水平和供应对象的支付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报同级政府批准后按年度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八条 对承租人拖欠租金和其他费用的，可按租赁合同约定通报其所在单位，从其工资收入中直接划扣。
第三十九条 公共租赁住房只能用于承租人自住，不得出借、转租或闲置，也不得用于从事其他经营活动。
承租人应当按时交纳房屋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水、电、气、通讯、有线电视、物业服务等相关费用。
承租人应当爱护并合理使用房屋及附属设施，不得对房屋进行装修。对于房屋内部易损易耗设施及使用不当造成房屋或附属设施损坏的，由承租人承担维修责任或赔偿责任。
第四十条 因承租人家庭人数发生变化或工作地点改变需要变更房屋面积或地点的，可以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提出换租申请。换租面积应当符合规定的配租面积标准。
申请换租变更地点的，经审核、公示符合条件的重新进入申请人轮候库参加摇号配租；同一地点申请换租面积的，经审核、公示符合条件的进入换租轮候库，根据公示的腾退房源情况、换租轮候顺序和相对应的户型面积依次进行换租。换租完成后，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并按规定退出原承租的住房。
第四十一条 承租人在租赁期限内死亡的，共同申请人可按原租赁合同继续承租，但需确定新的承租人，变更租赁合同，租赁期限按原有合同的剩余时间计算。
第四十二条 承租人在租赁合同期满或终止后，承租人应退出公共租赁住房。需要续租的，应在租赁合同期满3个月前提出申请，经审核符合条件的，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并对原承租住房享有优先权。不符合租住条件但暂时无法退房的，可以给予3个月过渡期。
第四十三条 承租人通过购买、获赠、继承等方式在主城区获得住房，且达到政府公布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标准的，或在租赁期内超过政府规定收入标准的，应当腾退公共租赁住房。
第四十四条 承租人应在租赁合同期满或终止之日腾退住房，并结清房屋租金、水、电、气、物业服务等相关费用。原有住房和设施有损坏、遗失的，承租人应恢复、修理和赔偿。
第四十五条 公共租赁住房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应组建由社区居委会、房屋管理机构、派出所、物业服务企业、住户代表等组成的小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小区的社会管理工作。
第四十六条 公共租赁住房应当由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承担管理。物业服务费由政府物价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核定。物业服务费实行动态调整，每年向社会公布一次。
第四十七条 享受公共租赁住房的对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市、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作出取消保障资格的决定，收回公共租赁住房：
(一)虚报隐瞒户籍、家庭人口、收入、财产、住房等情况取得公共租赁住房的；
(二)违规出售、出租、出借，或者擅自改变住房用途且拒不整改的；
(三)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以上未在公共租赁住房居住的；
(四)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以上未交纳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的；
(五)家庭的收入、财产、人口、住房等情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条件的；
(六)其他违反保障性住房政策规定的。
第四十八条 已经享受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对象购买其他住房的，应当办理退出手续。
第四十九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作出取消保障资格的决定后，应当在5日内书面通知当事人，说明理由。当事人对取消保障资格决定有异议的可按照规定向有关部门申诉，当事人无异议的应当在规定期限内退回住房。

第九章 资产管理

第五十条 以划拨供应方式取得建设用地形成的公共租赁住房纳入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实行统一管理，财政部门委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实施具体管理，并作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的资产进行入账管理。
第五十一条 以租赁或者作价入股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建设用地形成的公共租赁住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按照其投资所占比例、租赁或者作价入股时合同及协议规定进行管理。
第五十二条 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共租赁住房，在出让期内原则上由建设单位自行管理，出让期届满时收回作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实施具体管理。
第五十三条 实行企业化管理并执行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以及事业单位创办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按照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实施监督管理；开发企业等社会机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由建设单位管理。

第十章 监督管理

第五十四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加强管理，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对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十五条 承租人在延长期届满后拒不腾退公共租赁住房，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记入住房保障诚信系统，5年内不得享受本市住房保障政策。
第五十六条 公共租赁住房经营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提高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的，由物价部门依法查处。
第五十七条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管理工作应当接受社会监督。对有关违法违纪行为的举报，由相关部门及时核实并作出处理。
第五十八条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5年内不得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活动，并由县级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国土、规划等部门依法进行处罚：
（一）擅自改变公租房土地用途的；
（二）擅自转租、转让公租房的；
（三）擅自改变公租房单套建筑面积和套型结构比例的。
第五十九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依纪追究有关责任。

第十一章 附则

第六十条 本办法自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至2016年9月30日废止。


　　　　　　　　　　　　“失败的遗产”之宪政悖论解读
　　　　　　　　　　　　　　　　——国家建构视野下的清末民初地方自治

　　摘要: 从国家建构的视角出发，可对清末民初地方自治这一“失败的遗产”中官治色彩浓厚、联省自治的宪政诉求等现象有一个相对妥帖的理解。清末民初地方主义与国家建构之间冲突与调适，构成了清末民初地方自治风潮无法克服的内在悖论，也说明一个现代国家体制的建立，才是地方治理优化、地方公民权利保护的坚实基础。清末民初地方自治，更准确的说是一种“军绅”的自治，而非人民的自治，一方面对现实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触动有限，另一方面军绅阶层由于自身的缺陷也很难承担起地方自治的兴办之务乃至“建国”洪业。
关键词: 地方自治；地方主义；国家建构 ；军绅体制



一 、问题的提出： “失败的遗产”之宪政悖论
地方自治，简而言之，即是依据分权原理设计的相对于中央集权的、由地方上的民众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治理的一种地方治理模式，在时下惯常的学术理解中也被认为是宪政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发轫于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风潮，由于其时地方自治被认为是清末立宪的首要任务，加上民初沸沸扬扬的联省自治政治实践，更是得到了包括法学界、史学界、政治学界等多个领域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

就法学界而言，汪太贤的《从治民到民治：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萌生与变迁》一书从宪政思想史的角度勾勒了从鸦片战争前夕传教士介绍地方自治相关学理、早期士大夫对于国外地方自治的介绍、清末朝野关于地方自治的认识与讨论这样一个清末地方自治风潮的萌生、变迁历程，并将这一变迁历程概括为“从治民到民治”的转变[1]；朱国斌的《近代中国地方自治重述与检讨》从宪政制度史沿革的角度，系统梳理了从清末到民国地方自治相关的宪政实践[2]；二者堪为法学界对于该问题在研究视角上颇具代表性的作品。而在史学界，这方面的研究则更为丰硕和深入，如马小泉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分析了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的关系，章开沅在评述张謇在清末政治风潮中的作用时也专章考察了张謇在清末南通地方自治中的作用，朱英则分析了近代商人在清末地方自治风潮中的角色[3]；我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的关于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的相关著述，同样对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进行了非常详实的个案考察。[4]

但诚如张鸣在评论何文辉专门论述民国时期联省自治风潮中湖南省宪的专著《历史拐点的记忆——一九二○年代的湖南自治运动》中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联省自治的设想不无见地，而且热衷于此道的军阀，诸如陈炯明和赵恒惕诸公也不乏保境安民和制度变革的良好愿望，但是，他们的实践，却一直被人诟病”；而且，“很不巧的是，由于这个实践，在历史顺序上紧接后来的国民革命，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首先是要扫平当年的叛军据点惠州，而自治的湖南，又是北伐的第一块绊脚石，因此，在革命话语中，两位都不折不扣地成了反面教材，堕入万劫不复的历史深渊”，也正因为如此，张鸣的这篇书评才命名为“失败的自治与必须正视的难题”。[5]

也就是说，在时下的宪政史叙述中，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尽管被寄予了很高的地位，相关研究也不绝于缕；但这种地方自治的宪政实践却无疑被认为是一种“失败的遗产”，当然这种“失败的遗产”也并非全无意义，至少可以作为发思古之幽情的一种寄托。而分析到这种地方自治的失败原因时，则多归咎于其时统治阶层如清廷的缺乏诚意，一个显著例证即是清廷虽然号称模仿日本的地方自治，但清廷统治阶级实力过于强大、地方自治缺少空间、清廷主导的“官治”色彩极为浓厚，而且将地方自治视为实行宪政之基础、凝聚民力的救国途径的制宪目的也被认为是具有严重政治不正确的宪政工具主义色彩，可颇具讽刺意味的，日本当时的宪政体制被称为是“大权政体”，以天皇为首的统治阶级之统治力量与政治权威远非慈禧、光绪辞世后四分五裂的清廷官场可比，日本的地方自治正是在废藩致县、统一财政等集权措施奠定政治、财政基础后才有计划、分步骤的实行的。

而且，民国初年关于联省自治、省宪的宪政论争和实践从头到尾都充满争议，如陈独秀就直接斥其为“联督割据”。客观的讲，无论是陈炯明、还是赵恒锡，其倡言联省自治，虽然确有在军阀混战的格局中乱世求存的目的，但也未尝没有保境安民、先治理好局部地方的想法，甚至其治下的地区，和其时民不聊生的大格局相比还多少有相对安宁的一面。而上述地方自治的倡言者，虽有割据之实，但绝无分裂国家的念头，缘何其政治努力失败，其本人又被打入历史洪流的万丈深渊呢？

或许，面对清末民初地方自治这一所谓“失败的遗产”之宪政悖论，我们还需要以一种新的视角加以审视，从百年中国政治、历史变迁的大视野中去审视宪政变迁，而非将其仅仅视为一种简单的地方治理模式视野或者集体权利保护方略；这种视角，就是国家建构的视角。接下来，笔者就从国家建构的视角出发，对清末民初地方自治这一“失败的遗产”中官制色彩过浓、地方自治作为宪政之基等以今日之地方制度、权利保护视角无法解释的现象加以解读，并以清末以来地方主义的滥觞、军绅阶层的兴起等为例，分析关诸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之“何种地方、谁之自治”之政治实质的问题，进而探求清末民初地方自治成为“失败的遗产”之原因所在。

二、国家建构：理解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新视角

国家建构，或者说“建国”(state building)，，在西方政治发展史的叙述中，主要指的从传统国家(traditional country)到现代民族国家(modern nation state)的一种转变。在福山的同名著作中，国家建构被界定为“在强化现有的国家制度的同时新建一批国家政府制度”[6]，如果说福山的这种界定主要面对的是现代国家建立之后的一种完善与巩固（也由此可说明国家建构并非毕其功于一役的运动战，而是得时刻准备应对新的制度挑战的持久战）的话；那么，在政治发展史的语境中，国家建构这一概念的解释力实际上才得到了更大的发挥。

清末立宪中的颁布立宪性文件、设立资政院、咨议局、办理地方自治等措施，实际上也是中国从一个古老的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之路的开端。清末的统治阶层包括一直被后人所诟病的满洲亲贵中也颇有有识之士看到了民族国家兴起这一现代国家发展趋势。在1908年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就考察日本宪政情形所上的奏折中就这样写到：“今天下一国际竞争之天下也。国际竞争者，非甲国之君与乙国之君竞争，实甲国之民与乙国之民竞争也。故凡欲立国于现世界之上者，非先厚其国民之竞争力不可……立宪政体者，所以厚国民之竞争力，使国家能进而行帝国主义者也。”如达寿所言，秦皇汉武、甘英房杜式的良君贤相式“文治武功”在古代可行，在晚清却已失效，即是因为晚清中国所面临的世界格局，早不是几千年中国王朝变迁中所想象的天朝与四夷的格局，而是国家主义竞争的世界格局，即“外有国际竞争之剧烈、知非立宪而谋国民之发达、则不足以图存盖大势所趋，终难久抗”[7] 〔所以，清末的宪政运动，很大程度上还承载着另外一个使命，国家建构，即从原来的王朝国家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

更进一步讲，“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的政治、知识精英，一直在对中国的国家建设进行持续不懈的求索和努力，而且他们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自觉”[8] ，也就是说，二十世纪中国宪政史中所面临的一个中心主题，即是“建国”，虽然我们常常因此而认为近代中国宪政运动是背离了宪政“限政”之初衷，但其实在西方政治发展和法政学说长河中，“建国”又何尝不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主题？因此，如果我们从国家建构（“建国”）这一视野出发，或许就会对清末民初地方自治风潮中看似不可理解的一些宪政悖论有着更为妥帖的理解。

在清末地方自治风潮中，尽管朝野上下对地方的理解不无差异，但多将地方自治视为凝聚民力、塑造政治认同，加强国家竞争力的一种有效手段，也进而将地方自治视为实现宪政的首要任务。如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奏“在英考察大概情形暨赴法日期折”时就指出，“至其一国精神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于地方自治之完备……以地方之人，行地方之事，故条规严密，而民不嫌苛，以地方之财，供地方之用，故征敛繁多，而民不生怨”[9]，即认为西方国力强盛的真正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军事、商业等因素，而和其地方自治制度能熟悉民情、积聚民力有关。工部左侍郎、江苏学政唐景崇在《奏请预备立宪大要四条折》中也提出，“一曰地方自治政策，所以培成立宪基础，乃今日最宜注重者也。查东西各国商业之发达、制造之精巧，……无不秩然有序，进步文明，何哉，唯其民间富于地方自治力尔” [10]，即通过实行地方自治，可以充分挖掘民力，也正因为如此，“我皇太后、皇上仿行宪政，亦必以地方自治为根基”[11]。如果说上述将地方自治视为凝聚民力进而增加国际竞争力的言论是因为官员所奏而有“屁股决定脑袋”的嫌疑的话，那么其时士人们对于地方自治又是如何理解的呢？早在戊戌维新之时，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就将行地方自治作为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独特途径，即“就天下万国比较之，大抵其地方自治之力愈厚者，则其国基愈巩固，而民愈文明”；[12]而到了190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救亡图存局势呼声的高涨，地方自治作为救亡之道更是由早先维新论者的率先倡导演变为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一时间，倡言地方自治、译介西方地方自治相关学理、制度成为其时报刊出版物的热中之热。例如，当时的士人们尽管将兴办实业、发展教育、地方自治均视为增强国力的重要手段，但在这三者之中，地方自治却被认为是实业强国或教育强国的基础，[13]如论者认为，“吾民族欲发达其实业，而持中国人之中国一语，为保国保种之目的者，非亟亟趋向于地方自治之规模而进行不可。地方自治者，为今日世界立国之基础。地方自治制最完全者，实业必最隆起，其国力必最强盛”[14]，而教育尽管同样为强国之本，但普及教育所需要的人员、经费等要素则同样需依赖于地方自治，因此，“盖救今日之中国，无论不能实行，如变法、如维新、如复海军、如兴学校，盖已成为泡影之即行之，亦常有不及之势矣。然则舍地方自治之外，诚何以哉？” [15]

因此，认为中国之弱在于无立宪，立宪难成因为民智未开，民智未开所以需要教化，教化的方式是通过地方自治办新学即所谓塑造国民，地方自治还可起到沟通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的作用等观点，堪为当时朝野共识。上述观点，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背离了地方自治作为中央与地方分权之宪政原理的初衷，甚至有明显的宪政工具主义的色彩，同时也是作为一种地方治理制度的地方自治之不能承受之重；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之所以对于地方自治寄予如此厚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面临的救亡图存之现实格局，就或许对先哲们的思考有一同情的理解，而非一味责备其思考宪政学说引介和宪政制度设计的功用取向。更为重要的是，其时中国宪政变迁的核心任务，实际上就是实现从古老的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即国家建构；清末立宪，正是通过宪政性文件的宣示、地方治理制度的变革、平满汉畛域等一系列宪政举措来塑造共同的政治认同、整合国家力量，进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格局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通过地方自治来凝聚民力，进而增强国家竞争力，可以说是当时帝国主义竞争国际大背景下一种再正常不过的想法，而且也是民族国家这种新兴的国家权力组织体制相比于王朝国家之竞争力优势所在。

另外，我们今天所诟病的清末地方自治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即是官治色彩过浓，但现代民族国家与古典王朝国家相比，一个显著特点即是现代民族国家“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16]，即现代国家和古典王朝国家相比，本身就具有权力的垄断性和集权性，建立现代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改变原来那种天高皇帝远的松散治理格局。诚如汪晖所指出的，“早期王朝的统一性承认各民族和各地域的多重政治结构和文化认同，而清末以降的国家建设则致力于将多重社会体制纳入一个相对单一的政治构架”，即实现整个国家的政治整合……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讲，这既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因为没有一个权力集中的国家就无法实践工业化的目标，也无法抗拒殖民主义和外来侵略，形成社会的自主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政治改革包含了分权改革与地方自治的因素，但这一分权和地方自治是以制度的统一性和主权的单一性为前提的，从而有别于帝国时代的制度与法律多元主义”[17]。所以，地方自治，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分权，而是必须承认制度的统一性和主权的单一性，也必须符合其时“国家建构”的整体方案和目标，而既然是“国家建构”，自然得有统一的领导机关，在当时，这个领导机关就是清廷；而且清廷无论是对于地方自治先在局部地区进行地方试验、然后再推之全国的整体计划安排，以及府、县、乡地方自治兴办的具体举措，都有较为详备的安排和周期。另外，我们从当时筹办地方自治的一些具体举措来分析，兴办新式学堂、设立民政机构、废除迷信、吸食鸦片等陋习，同样也是破除陋习、实现现代文明生活模式的一种举措，更是古老的中华帝国迈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因此，把清末地方自治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官治色彩过浓，一方面有失同情的理解，另外一方面也是对现代国家构建之道的缺乏了解。

实际上，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本身，即具有显明的国家建构意蕴。政学两界旨在通过地方自治实现国家统一、地方安宁之梦想，即就意味着此时的地方自治，显然并非一种单纯的地方治理制度或者权利保护模式，而是一种“建国”蓝图的体现。清末地方自治风潮中各省的所谓“自立”说，即是救亡图存大背景下对中央政府无能的失望而产生的一种模仿西方国家建国模式的政治主张，如欧榘甲的《新广东》提出，“故窥现今之大势，莫如各省先行自图自立，有一省为倡，有一省为之倡，则其余各省，争相发愤，不能不图自立。各省既图自立，彼不能自立之省，必归并于能自立之省。省省自立，然后公议建立中国全部总政府于各省政府之上，如日耳曼联邦、合众国联邦之例，即谓权中国自立可也”，[18]〔这种“自立”，自然并非真正的“独立”，而是在“泛言中国，各存观望而无实志”的现实境遇下的“一省自立即为中国自立”；其他如新湖南、新浙江等主张，皆莫不如是。民国时期沸沸扬扬的联省自治风潮，实际上同样也是当时基于外有列强环伺机、内有军阀割据的政治环境下一省先行自治，然后再通过联邦制来实现国家真正统一的一种“建国”方略；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病亡之后，广大人民原以为民主共和制度会得以恢复，结果情况反而更为糟糕，由于此时统治中国的北洋系丧失了一个公认的政治权威而四分五裂，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格局,学者们在饱受军阀混战痛苦之余,看到国内没有一支力量足以统一全国,便提出了通过联省自治,实行联邦制,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19]例如，当时亲自担任湖南省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湖南省政务院院长，负责起草湖南省宪的著名史学家、政治学家李剑农，其关于联省自治的代表论述题名即为《民国统一问题》（三篇）[20]，李氏认为，“民国统一的进行程序，以制定联邦宪法为起点、以废去督军为止境；逆说为欲废督必先裁兵、欲裁兵必先统一、欲统一必先确定联邦制”。虽然当时废督口号喊得很凶，但如不真正裁军废督只能流于形式，而要裁军，退伍士兵的安置便成为一大民生难题，所以“除了承认各省一部分的自治权使各省人士保留相当的自治活动”（即采取联邦制），中国要想真正统一、达到裁兵废督不过是一个梦想罢了”[21]。也即是说，地方自治权的保留，依赖于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塑造，而国家真正统一的实现，又是通过地方先行自治，然后各省联合的方式，正因为如此，此时的地方自治，显然并非一种简单的地方治理制度或者权利保护模式，而是实现国家统一的一种政治方略，进而具有显明的国家建构意蕴。

上文从国家建构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中的地方自治被视为宪政之基的宪政工具主义、清末地方自治的官治色彩、民国联省自治本身的“建国”意蕴等问题，以求对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有着一个更为妥帖的理解；但并未解决一个问题，即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缘何最终成为“失败的遗产”？而要回答这一问题，实际上就要从其时地方自治中地方主义与国家建构的内在悖论、军绅体制这一“谁之自治”之政治实质与宿命等问题谈起，接下来，笔者就将对此进行细述。

三、 地方主义与国家建构：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内在悖论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相关主张与实践，尤其是民初联省自治的宪政实践，本身不失为一种国家建构的方案或者蓝图，但这种方案或蓝图缘何沦为“失败的遗产”，恐怕和地方自治尤其是联省自治背后滥觞的地方主义思潮与国家建构的复杂关系有关，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地方主义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清末民初地方自治风潮中始终无法克服的内在悖论。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主张与实践，充溢着直白、无忌的地方主义观念。如前文所引的欧榘甲《新广东》一文，就直言不讳的宣称：“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也，广东人其力行，广东于是乎自立，为各省倡，为南部独立国与万国并”[22] ，且认为广东有其他省所无法比拟的人才、财力、地势、人口等优势；广东如此，其他省也自不甘人后，如新浙江、新云南、新河南等，莫不鼓吹本省优于他省之观念。可以说，这种地方主义的观念，在清末民初的宪政实践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从洋务运动时期地方率先兴办实业、到戊戌维新时期各种地方学会的建立，一直到辛亥革命时期无论是康梁保皇派内部还是同盟会团体内部由于省籍意识而导致的不合与争斗[23]，一直到民初联省自治时期以“本省人办本省之事”拒绝中央政府对于省行政长官的任命，均可见这种地方主义的影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联省自治的重头戏浙江省宪中，把持浙江军政实权的军阀卢永祥，为了获得“本省人办本省之事”之合法性确认，自认原籍浙江，与宁波大姓卢姓家族联系，并取得族谱之资格，以符合“浙人治浙”的原则，甚至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掌握国民党军政大权的蒋介石，仍然为国民党内粤籍大佬们的盘根错节而烦闷不已。[24]

这种“自立”说或者“省籍意识”所体现的地方主义，尽管并非脱离中国而独立，而是先图一省自治然后联合以实现宪政，而且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很多时候并非截然对立；但在清末民初，这种过强的地方主义意识实际上确实损害到了中央权威和国家认同。而国家建构在思想文化意义上来讲，其核心就在于国家认同，尤其是考虑到清末民初中国从古典王朝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之路刚刚开始国家认同尚显脆弱的历史背景，这种地方主义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内在悖论就更值得玩味。

清末民初地方主义思潮之现实制度土壤，则可追溯到洪杨事变以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乱局。其时，清廷的绿营早已废弛不堪而无战力，中央财政也由于要赔偿西方侵略者而极为窘迫，因此，不得不让各省自行招募团练之兵，且一切饷源均需自行筹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督抚取得了独当一面的军权和足以和户部分庭抗礼的财权，再加上由于平定战事需要的非常情况必须大量破格用人，一时地方官的候任人选多出于督抚之幕府，官幕交相输传，进而黜陟之权日渐操之于督抚之手[25]正因为如此，李剑农先生将洪杨之变视为近代中国政局的转折，按其观点，“清政府地方势力在洪杨战役期中的变化,不外两点:一是地方督抚取得军事上的实权,其势渐重;二是军队由单元体化为多元体,中央失去把握之权”。洪杨之变后，具有中兴名臣之美誉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挟平定太平天国、挽救清王朝的克里斯玛权威，掀起了近代中国的改革序幕，当时虽然中央政府设立了总理衙门、同文馆等新式机构,但具体的改革事务则多是由这些沿海省份之督抚推动的，效果也主要见于这些省份。而既然要兴办洋务，所需要的人才、经费等要素，又不得不仰仗于地方士绅，也因此增加了“地方人办地方事”之地方意识自豪感与合法性确立，及至甲午战后，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救亡图存格局、广东等地又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有切身感受，对中央政府维护国家安全失望进而寄希望于地方先保全自身的地方自治、自立念头便油然而生。[26]

清末这种地方主义的滥觞与中央地方关系中地方势力坐大的所谓“外重内轻”，虽然有利于激发地方官员、士绅们兴办地方自治的热情，但毕竟有损于中央政府的权威，更谈不上国家政治资源和实力的有效整合和现代国家体制的建立。因此，清末立宪中改革中央、地方官制、地方自治等举措，正是试图通过立宪来实现建立一种集权化的现代国家体制；只是地方权力坐大已久，又有“地方自治”之宪政学理的政治正确，如何改变其时的中央地方乱局、实现现代国家的整合，便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正因为现代国家的权力实际上一种集权化、垄断化的权力，所以在清廷中央看来，“地方自治”一源于“中央统治权”，二为“官治之补充”，其目的则在于通过地方自治积聚民力进而增强国力以立足于帝国主义的竞争时代；同时，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也必须改变现有地方坐大、中央政令不畅的混乱格局。所以，清廷官方所公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等宣示地方自治的权威宪政性文件之所以未将省作为地方自治的一级单位，除了和当时国人对于“省”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认识颇为模糊有关，恐怕也和试图削减地方督抚之权力而不给予其“地方自治”之权力合法性不无关系[27]。实际上，在民国时期，关于“省”的自治地位同样也是争议不断，孙中山之所以在“建国大纲”中将地方自治的单位界定为县，恐怕也和这种强县弱省的“推恩”思路有关。而地方督抚们此时，已经有了地方士绅所提供的“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分权”之“绝对政治正确”的西方先进宪政学理作为理论武器，清末立宪中各省所成立的咨议局，因为被认为是代表了地方民意、也是实行地方自治的当然机关，更是与督抚们互相联合而成为对抗清廷收回督抚权力的一种“合法化堡垒”。[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