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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人大常委


安徽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条例
　　　　
（2002年1月30日安徽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本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监督职权，保证宪法、法律、法规、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他监督对象依法行使监督职权。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务委员会）依法实施的监督具有法律效力，被监督的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监督。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应当坚持党的领导，依法监督，集体行使职权，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负责处理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权的重要日常工作。
　　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专门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协助常务委员会开展监督工作。
　　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根据常务委员会或者主任会议的决定承办有关监督的具体工作。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应当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监督工作情况。
　

第二章　监督对象和内容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的主要监督对象：
　　（一）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派出机构；
　　（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三）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依法实施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


　　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法律监督的内容：
　　（一）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遵守和执行宪法、法律、法规以及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情况；
　　（二）本级人民政府发布的规章或者决定、命令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三）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指导审判、检察工作的规范性文件；
　　（四）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涉嫌违法办理的重大案件；
　　（五）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作出的决议、决定；
　　（六）应当由常务委员会实施法律监督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工作监督的内容：
　　（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执行情况；
　　（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以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其作出的部分变更决定的执行情况；
　　（三）本行政区域内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
　　（四）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履行审判职能、检察职能的重要情况；
　　（五）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实施执法责任制度、评议考核制度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情况；
　　（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的办理情况，以及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提出的申诉、控告、检举的处理情况；
　　（七）应当由常务委员会实施工作监督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主要内容；
　　（一）遵守和执行宪法、法律、法规以及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情况；
　　（二）履行职责情况；
　　（三）廉政勤政情况。


　　第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对本行政区域内不属于本级人民政府管理的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遵守和执行宪法、法律、法规以及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情况依法实施监督。
　

第三章　监督方式和程序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实施监督的主要方式：
　　（一）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
　　（二）审查规范性文件；
　　（三）执法检查、视察；
　　（四）评议；
　　（五）质询、询问；
　　（六）特定问题调查；
　　（七）受理申诉、控告、检举；
　　（八）免职、撤职。
　　常务委员会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运用符合宪法、法律、法规规定精神的其他监督方式。


　　第十三条　前条规定的监督方式，可以单独运用，也可以综合运用。


　　第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对受监督的国家机关或者工作人员的监督意见，除依法作出决议、决定外，可以采取监督意见书的形式。
　　监督意见书应写明受监督的对象、内容、理由等，由主任会议交有关机构办理。有关国家机关应在规定期限内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处理结果。
　　监督意见书的格式，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统一制定。
　

第二节　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主任会议、专门委员会可以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
　　根据常务委员会或者主任会议的决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听取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


　　第十六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议的报告议题。
　　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议的报告议题，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议的报告议题，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议的报告议题的建议，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十七条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向常务委员会或者主任会议、专门委员会报告工作的报告人，应当是人民政府组成人员或者人民政府直属机构正职负责人、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听取专项工作报告时，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正职负责人因故不能作报告的，可以委托副职负责人作报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正职负责人可以委托副职负责人作报告。
　　人民政府所属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正职负责人出缺的，应当由主持工作的副职负责人作报告。


　　第十八条　有关机关的报告文本，应当在会议召开十日前送交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或者主任会议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前，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就报告的有关事项组织调查，并向主任会议汇报。


　　第二十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主任会议、专门委员会审议工作报告时，有关机关的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审议意见。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审议工作报告所提出的意见，经主任会议研究交有关机关研究办理；需要作出答复的，有关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将办理结果书面报告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二条　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对工作报告不满意并要求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的，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的工作报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半数以上不满意的，常务委员会应责成报告机关在本次会议或者下次会议上作补充报告或者重作报告。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半数以上对补充的报告或者重作的报告仍不满意的，常务委员会应当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三节　审查规范性文件


　　第二十三条　下列规范性文件，应当报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一）省、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指导审判、检察工作的规范性文件；
　　（四）省、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具体应用问题的解释。
　　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在报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的同时，还应当报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本条第（一）项、第（四）项所列规范性文件应在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送备案；第（二）项、第（三）项所列规范性文件应在公布之日起十五日内报送备案。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在颁布的同时，应当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二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政府规章或者省级国家机关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构进行审查或者研究，提出意见。


　　第二十六条　设区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相抵触的，可以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构进行审查或者研究，提出意见。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政府规章或者省级国家机关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构进行审查或者研究，提出意见；认为设区的市和县级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相抵触的，可以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构进行审查或者研究，提出意见。


　　第二十八条　在规范性文件审查中，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也可以由法制委员会与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有关的规范性文件进行研究，提出初步审查意见，经主任会议同意后，交制定机关处理。


　　第二十九条　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认为本条例第二十二条所列规范性文件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或者不适当的，应向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报告，由主任会议决定采取下列方式处理：
　　（一）责成制定机关自行纠正；
　　（二）责成本级人民政府变更或者撤销其所属部门不适当的规范性文件；
　　（三）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第四节　执法检查、视察


　　第三十条　常务委员会可以组织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本级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执法检查和视察。
　　专门委员会根据需要，可以就有关事项组织专项执法检查和视察。
　　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根据需要，可以开展执法情况调查研究。


　　第三十一条　根据前条规定开展执法检查、视察或者调查研究时，有关单位及人员应提供有关材料，如实汇报情况，回答问题。


　　第三十二条　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执法检查和视察时，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予以协助。


　　第三十三条　执法检查、视察或者调查研究结束后，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或者主任会议提出书面报告；必要时，常务委员会可以就执法检查或者视察报告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作出决议、决定。


　　第三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对执法检查、视察报告的重要审议意见，由主任会议决定交有关机关办理。有关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将办理情况报告常务委员会。
　

第五节　评议


　　第三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可以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者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本行政区域内上级国家机关所属部门或者派出机构执法和工作情况进行工作评议，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任命的国家机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情况进行述职评议。


　　第三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在每届任期内对评议对象一般应进行一次工作评议或述职评议。


　　第三十七条　每年的评议对象，可以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者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所有应评议对象中选择，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室）汇总，报主任会议确定。


　　第三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在进行评议时，可以要求同级人民政府审计部门提出对被评议单位的审计报告，并可以组织对被评议单位工作人员或者述职人员进行法律知识考试。


　　第三十九条　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对被评议对象接受评议和整改情况的报告不满意并要求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的，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的接受评议和整改情况的报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半数以上不满意的，常务委员会应责成被评议对象进一步整改并重作报告。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半数以上对重作的报告仍不满意的，常务委员会应当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六节　质询、询问


　　第四十条　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省和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第四十一条　质询案应当主要针对下列事项：
　　（一）认为有违反宪法、法律、法规的重大问题；
　　（二）认为有违反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的重大问题。
　　（三）认为行政、审判、检察工作中有重大失误；
　　（四）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严重失职、渎职、徇私枉法行为；
　　（五）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其他重大问题；


　　第四十二条　质询案经主任会议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复；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签署，由主任会议印发会议或者印发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四十三条　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半数以上对答复不满意的，可以提出要求，经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对再次答复仍不满意的，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将质询案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常务委员会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四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议案和工作报告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向有关机关提出询问。有关机关的负责人应及时到会，答复询问。
　

第七节　特定问题调查


　　第四十五条　主任会议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


　　第四十六条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代表中提名，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
　　调查委员会根据需要，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与调查工作。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所称特定问题主要包括：
　　（一）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违反宪法、法律、法规和上级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重大事件；　
　　（二）本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重大违法、渎职、失职事件；
　　（三）本行政区域内有重大影响的冤案、假案、错案，以及公民和法人的重大控告、申诉案件。


　　第四十八条　调查委员会有权听取有关单位负责人的汇报，调阅有关的案卷和材料，询问有关人员，组织必要的技术鉴定。被调查的单位及有关人员应按照调查委员会的要求配合调查，并如实回答询问和提供材料。
　　调查委员会对调查中涉及的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应当依法予以保密。


　　第四十九条　调查委员会调查工作涉及到的机关、团体和组织，应当为调查工作提供方便，保证调查活动的顺利进行。


　　第五十条　特定问题调查结束后，调查委员会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常务委员会根据调查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八节　受理申诉、控告、检举


　　第五十一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本行政区域内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申诉、控告、检举，根据不同情况作如下处理：
　　（一）一般的申诉、控告、检举，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转交有关机关，由有关机关依法办理，并在一个月内直接答复申诉人、控告人、检举人，并抄报转办机关；
　　（二）重要的申诉、控告、检举，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研究后，交由有关机关依法处理，并在三个月内报告办理结果；
　　（三）重大的申诉、控告、检举，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可以进行必要的调查，提出处理建议，提请主任会议决定，或由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五十二条　对主任会议提请审议的重大申诉、控告、检举，常务委员会可以听取汇报，调阅案卷或者进行专门调查并可以作出下列决定：
　　（一）责成有关国家机关依法纠正或者处理；
　　（二）依照本条例规定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处理；
　　（三）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第九节　免职、撤职

　　第五十三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由其提请任命人员的免职案，以及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撤职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免职案和撤职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分之一以上联名，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四分之一以上联名，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分之一以上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撤职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五十四条　免职案和撤职案应采用书面形式，写明免职或者撤职的对象和理由，并提供有关材料。


　　第五十五条　对本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撤职案所涉及的内容进行调查期间，被提出撤职的人员是否暂停执行职务，由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五十六条　对免职案或者撤职案进行调查的期限不得超过两个月。有关调查的具体事项由主任会议决定。


　　第五十七条　撤职案提交表决前，被提出撤职的人员有权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或者主任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在主任会议上提出的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的申辩意见。由主任会议印发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
　　表决免职案和撤职案，应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过半数通过。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八条　受监督的国家机关或者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常务委员会应当追究其责任：
　　（一）拒不执行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
　　（二）拒绝或者干扰检查、视察、评议和特定问题调查的；
　　（三）拒绝或者拖延提出工作报告或者专项工作报告、或者作虚假报告的；
　　（四）编制虚假的计划和预算草案、未经批准擅自变更计划和预算、谎报计划和预算执行情况的；
　　（五）拒不接受质询和询问，或者接受质询和询问时态度恶劣或者作虚假答复的；
　　（六）拒不向常务委员会报送应当备案的规范性文件的；
　　（七）对限期报告结果的建议、批评以及申诉控告、检举拒不办理或者逾期不予办理的；
　　（八）其他妨碍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权的。


　　第五十九条　有前条所列行为之一的，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不同情况作下列处理：
　　（一）对有关机关或者个人进行通报批评；
　　（二）责成有关机关或者人员向常务委员会作出书面检查；
　　（三）责成有关机关、单位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四）对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决定免职、撤职；
　　（五）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罢免案；
　　（六）涉嫌犯罪的，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有关机关、单位对责任人员的处理，应于交办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处理情况。


　　第六十条　受监督的国家机关或者工作人员认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其作出的有关监督的决议、决定或者监督意见书不适当的，可以向本级或者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意见。经审查确属不当的，应予变更或者撤销。


　　第六十一条　受监督的国家机关或者工作人员认为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或者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不适当的，可以建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调查处理；常务委员会应当在两个月内将调查处理情况向提出建议的国家机关或者工作人员反馈。


　　第六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对应监督的事项没有监督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责成其履行监督职责，常务委员会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并将履行监督职责情况向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五章　附则


　　第六十三条　本条例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六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2年5月1日起施行。

死刑犯人工授精的法律思考

严 松


摘要：对浙江省舟山市死刑犯罗锋的妻子郑雪梨向法院申请人工授精一案，各界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持不同观点。本文将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进行法理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并认为我国关于死刑犯能否实施人工授精的这一类问题还没有得到全社会的重视，法律中也缺乏此类的规定。本课题将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不同法律后果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等进行有意义的探索。
关键词：死刑犯 人工授精 生育权 法律思考


引 言
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海口港城贸易公司员工罗锋与公司副经理王莹因为工作琐事（5元钱车费报销的问题）发生争执。罗锋因一时过于冲动，将同事打死。后来，罗锋被一审法判处死刑，这时，其结婚不久的妻子郑雪梨遂向法院提出请求：想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为深爱着的新婚丈夫生育儿女。对此，一审法院以无先例，二审法院以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了郑雪梨的请求。对一审、二审法院拒绝郑雪梨的请求的结果和死刑犯罗锋是否可以实施人工授精问题，一时引起了较大的争论。
一、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不同观点
所谓人工授精，在法律上称为辅助生育技术，指以人工的而非性交的方法将精液注入女性体内而使其接受精液怀胎的行为。人工授精根据主体的不同可分为同质人工授精、异质人工授精和混合人工授精[1][P25]。在这里，笔者只讨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能
否实施人工授精（同质人工授精方式）？这里有两种看法：
（一） 赞成论认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可以实施人工授精。
1、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依然是我国的公民。死刑犯虽然被剥夺了生命权和相关的政治权利，但他（她）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他（她）的国籍并没有被剥夺，他（她）依然是我国的公民。
2、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依然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民事权利与民事行为能力。根据民法通则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前提是：第一，具有生命，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第二，他必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即必须是中国公民。一个人能被判处死刑：第一，他（她）必须达到执行死刑的年龄（年满18周岁），第二，精神正常，即能独立地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因此，他（她）与普通公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
3、死刑犯被剥夺的政治权利中，并不包含民事权利，即在被剥夺的政治权利中，并没有一项属于包含生育权在内的民事权利，而生育权是包含在民法的人格权中，刑法并没有剥夺死刑犯的人格权。因此，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他仍然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公民，依然享有相对完整的民事权利。之所以是相对完整的民事权利，是因为他被判处死刑后，人身自由必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方便自由地行使民事权利。但他的其他权利，如人格尊严，就不能因此而受到侵犯。前些时候，就发生一起死刑犯与他人打名誉权的官司。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凡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都不得定罪处刑。即凡未禁止的就是允许的，法律不限制公民做法律不禁止的事。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利，所以，死刑犯就可以要求实施人工授精，有关部门尤其是司法部门就应当协助其行使这项权利。
（二） 否定论认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不能实施人工授精。
1、生育能力存在于生命之中，生育权存在于生命之中，死刑犯被依法剥夺了生命权，没有了生命权，当然也就没有了生育权。
2、如果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那么就会使部分死刑犯逃避法律的追惩，使法律的权威遭到亵渎。根据男女平等原则，如果男性死刑犯能够实施人工授精，那么女性死刑犯也能够实施人工授精。女性死刑犯在实施人工授精怀孕后，就不再适用死刑，这与《刑法》第四十九条“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相矛盾。因此，这就给想逃避死刑追惩的妇女提供了一条道路。最终就可能产生这样的后果：女性虽然犯罪，但是永远不会被判处死刑，最终导致男女真正意义上的不平等。
所以，死刑犯是不能实施人工授精的。
二、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法理分析
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究竟能否实施人工授精呢？笔者做出如下分析：
（一） 判断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能否实施人工授精，要看他到底被法律剥夺了哪些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对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
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3、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4、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从以上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后，并不是什么权利都没有了，而且《刑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我们都知道，刑法是用刑罚来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的基本法律。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于犯有法律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都要依照法律的明文规定对其定罪量刑。对一个罪犯处什么刑，剥夺何种权利，都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2][P339]。在我国，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哪些权利被剥夺及受到限制，在法律上都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即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定化和明确化）。但是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都应该依法予以保障，不能因为没有法律上的规定而限制其权利的行使，绝不允许法官自由裁定（即罪刑法定原则的实定化）。而刑法中规定的各种刑罚，无论是主刑，还是附加刑中都没有剥夺关于生育权的刑罚。
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死刑犯在执行死刑之前享有以下权利：有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的权利；有提出会见其近亲属申请的权利；有在验明正身时留下遗言、信札和对财产处理的权利；有不被游街示众或有辱人格行为的权利；有对自己的遗体提出处理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死刑犯在临死前都选择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也正是这些死刑犯的遗体捐献，在挽救危急病人和缓解我国医疗机构器官短缺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日益成为挽救危急病人和缓解我国医疗机构器官短缺的主要来源。而死刑犯的精子或卵子属于其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死刑犯也可以将自己的精子或卵子捐献给自己的妻子或丈夫。由此可见，死刑犯除了生命权和相关的政治权利被法律剥夺外，他的其他权利并没有因为生命权和相关政治权利的剥夺而消失，恰恰相反，法律还必须保护死刑犯的这些权利的实现，当然也包括生育权的实现。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一个国家对人权的保护和法治的程度，同时也体现了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根据法理学的相关原理：对于政府来讲，无授权即无权力，政府应遵循“凡法律未授权就是禁止的”这一原则，严禁滥用职权。除特殊场合外，只能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但对于公民权利而言，应遵循“凡不禁止的就是允许的”这一原则，公民的自由度不局限于法律的授权性规定，即凡是法律未明确禁止，公民便享有自由 [3][P340]。另外，权力应受权利的制约。 民主和人权是法治国家的价值追求，执法人员应当依据民主和人权的精神来理解法律、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当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需要实施自由裁量时，尤其应当根据民主和人权的精神来填补法律的空白。法律并没有禁止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所以死刑犯是享有生育权的，并且相关部门应该积极保障其权利的实现而不是去限制它。
（二） 根据法的精神，虽然生育能力存在于生命之中，但生育权包括在人格权中。《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死刑犯也是我国公民，所以，死刑犯的人格尊严同样不受侵犯。而人格尊严是包含在广义的人身自由中的，因此，否定论认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的观点是错误的。而法律剥夺死刑犯的政治权利并不包含民事权利，因而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以前仍然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这一点前面已经讨论过，此处不再赘述），相应地，就享有生育权。
（三） 由于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目的无非都是为了给家里留下后代，以续香火。根据法治原则的一个基本原则：公民的一切行为或要求只要不是法律所禁止的，并且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社会公德，都是可以成立的。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死刑犯进行人工授精，况且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并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社会公德。即使出于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考虑，也应该承认死刑犯的生育权。对国家权力的法律限制本身就是对人权的有力保障。法律至上性的最终目标也是为权利和自由发展服务的。因此可以说，充分尊重和扩展人权是法治的终极性目的价值。所以，是否承认死刑犯的生育权，在一定程度上是检验我国的司法是法治还是人治的一块试金石。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因为通过实施人工授精的孩子将来没有父亲或母亲不利于其成长而阻止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世界上有许多孩子在出生前就已经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就不应该（不能）出生呢？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因为，法律不能限制可能无父亲或者无母亲的孩子的出生，更不能仅仅因为孩子可能因此成长不利而剥夺其出生的权利。至于有的人认为，如果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那么就意味着女性死刑犯在实施人工授精后可以借此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因为对怀孕的妇女是不适用死刑的。男性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后，并不影响其死刑的执行，而女性死刑犯在实施人工授精怀孕后，就不能对其执行死刑，而且这也与《刑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相冲突。在这点上，笔者认为，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不仅不会使女性死刑犯逃避法律的严惩，更不会与法律相抵触。因为，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前提是对其实施人工授精不得影响死刑的执行。所以，男女死刑犯都可以实施人工授精，只是女性死刑犯在人工授精的权限（范围）上比原来（正常女性）狭小一些，即由于其人工授精不得影响死刑的执行，如果女性死刑犯要实施人工授精，则只能采取从女性死刑犯体内取出卵子一种方式进行人工授精（从女性死刑犯体内取出卵子与丈夫的精子受精后再植入另一位女性体内受胎分娩），而不能再由自己亲自担当生身母亲了。这样看来，似乎女性死刑犯的生育权限（范围）没有男性完整了。但是，在审判时，法律就已经给予妇女很大的照顾了——《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于死刑。这主要是国家出于对正在怀孕的母亲和腹中的胎儿的保护的考虑。这不仅是充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表现，更是对男性、女性犯相同条件下死罪后对怀孕妇女的一种优待。在这一点上，男性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减免照顾。相比之下，那种认为女性死刑犯在生育权上没有男性死刑犯完整的看法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四） 生育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该条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就包含了生育子女的权利。该条第二款还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公民有生育的义务，相应地也必然享有生育的权利。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该规定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公民的生育权，死刑犯也是我国的公民，并且法律也没有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所以，死刑犯也享有生育权，且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在前面的案例中，人民法院判处罗锋死刑，是对罗锋生命权和相关政治权利的剥夺，而不是对罗锋其他一切权利的一概剥夺。在罗锋被执行死刑以前，他的生育权和其他未被剥夺的相关权利并没有因此而终止，他与郑雪梨的婚姻还处于存续状态。罗锋被监禁，就意味着他的人身自由被限制甚至部分被剥夺。在这种情况下，罗锋不可能像正常状态下的公民那样，同妻子通过性生活的方式行使生育权。但是，罗锋可以通过其他可行的、不妨碍司法机关对其人身自由的限制的方式（人工授精）行使生育权。而郑雪梨向法院提出的“借助人工授精的方式为罗锋生儿育女”正是这样一种可行的方式。
（五） 由于妇女有生育的权利，一旦有人阻碍她的这种权利的实现，法律就要排除它。在罗锋的案子中，谁要是阻碍了郑雪梨的请求，就等于阻碍了她的生育权的实现。所以，如果法律不承认罗锋的生育权，那就意味着，法律对婚姻的保护就是不完整的，并且也会影响到其妻郑雪梨的生育权利，让《妇女权益保障法》里的妇女生育权成为一纸空文。因此，一审法院以“无先例”为由拒绝郑雪梨的诉讼请求是不妥的。试问，如果什么都要以先例来做判断的话，那么，先例是如何产生的呢？
二审法院以“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郑雪梨的诉讼请求也是不妥的。因为，权利的剥夺，必须通过法律明文规定以列举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不能是笼统的、概括性的规定。同样，限制权利也必须要列举出来到底哪些权利受到哪些限制，如果没有列举，那只能推定没有限制，而不能推定都受到限制。法律虽然没有列举死刑犯的生育权，但是根据以上法理学的相关推理，死刑犯是享有生育权的。
三、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后果及法律思考
（一） 会给我国现行的法律带来挑战。在子女的法律地位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7月8日《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中指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死刑犯通过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理应适用于上述复函。但这只是一个复函，不是正式的立法。社会在发展，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现行法律如何处理死刑犯人工授精这一问题提出了挑战，这就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完善相应的法律。
（二） 在社会伦理方面，可能有一些人认为死刑犯是罪大恶极之徒，如果还让他们通过了人工授精留下后代，在心理上接受不了。笔者认为，这纯粹是报应刑论（罪刑报应主义）在作怪罢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在审判时，怀孕的女死刑犯同样是罪大恶极，按照报应刑论（罪刑报应主义），即使当时不便判处死刑，完全可以在其顺利产下胎儿一段时间后再执行死刑。人们可以接受审判时怀孕的死刑犯不适用死刑，为何就不能接受死刑犯通过人工授精遗传后代？至于有人担心死刑犯把自己的精子捐献给医学事业，可能导致乱伦（近亲繁殖）的现象，其实是多余的，因为通过人工授精所生的子女，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编码（防止近亲繁殖所编的识别码）。
（三） 作为实施人工授精一方的家属来讲，既然大人的生命无法挽留，但是能够拥有一个小生命简直就是他们生活的轴心，甚至可以燃起部分家属生存的希望。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法治民主程度和尊重与保障人权的程度。
四、结 语
死刑犯是拥有生育权的，因而也是可以实施人工授精的。死刑犯的生育权问题所体现出来的问题实际就是“死刑犯也是人”的这样一种现代价值取向。愿社会各界都聚焦并支持死刑犯的生育权，共同促进真正民主法治社会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陈宝林 . 现代法学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0
[2] ,[3]曾宪义 .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指南（第八版）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M] .北京：法律出版社 ,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