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侵权责任分担 受害人过错 连带责任形态 补充责任形态 不真正连带责任形态
内容提要: 《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结构是“一般与特殊”结构，体现在侵权责任构成制度和侵权责任分担制度两个方面。《侵权责任法》上的受害人过错制度仅包括过失相抵责任形态和受害人责任形态，没有规定比较责任形态。一般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制度较为完善，对充足原因理论的借鉴具有创新性，但缺乏统一的最终责任份额确定条款，出现了条文冗余。特殊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制度中，劳务派遣单位未尽合理选任义务的补充责任形态规定具有创新性，部分不真正连带责任形态的规定不尽明确或者被规定为了连带责任，司法适用中应该予以注意。
《侵权责任法》共计92个条文，除去第1条“立法目的”和第92条“施行时间”，剩余90个条文中，涉及侵权责任分担制度，[1]即与受害人过错制度与数人侵权责任制度相关的条文有38条，超过总条文数的40％，这与比较法和我国侵权法上侵权责任分担相关制度是立法增长点和司法实践热点的现实是相一致的。尽管最终《侵权责任法》并未采纳“责任分担”的用语，但也足以说明立法者已经不自觉的注意到了侵权责任分担制度在现代侵权法上的重要性。本文是对《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分担制度立法体例与具体规则的评析，供学界和未来制定司法解释参考。
一、《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分担制度立法体例评析
《侵权责任法》在立法结构上体现为“一般与特殊”结构。该结构和“总则与分则”结构的差别是，一般规则部分有独立的调整对象，而且是法律适用的主体；而总则部分往往没有独立的调整对象，而主要是以分则部分作为法律适用的主体。“一般与特殊”结构和“总则与分则”结构的共同点是，特殊规则/分则部分有规定的，依照该规定；无规定的，适用一般规则/总则规定。[2]《侵权责任法》的“一般与特殊”结构同时体现在侵权责任构成制度和侵权责任分担制度两个方面。侵权责任构成制度的“一般与特殊”立法结构，即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规定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一般侵权行为类型，第四章到第十一章主要规定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侵权行为类型，[3]这是《侵权责任法》的基本结构。
由于《侵权责任法》未对受害人过错制度和数人侵权责任制度进行整合，侵权责任分担制度的“一般与特殊”立法结构分别体现在受害人过错制度和数人侵权责任制度两个方面：第一，受害人过错制度的“一般与特殊”的立法结构，体现在一般侵权行为类型与特殊侵权行为类型中的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规则和立法技术有所不同。如在无过错责任侵权行为类型中，受害人故意和重大过失的适用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而医疗损害责任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立法体例存在一定的特殊性。第二，数人侵权责任制度的“一般与特殊”的立法结构。我国侵权法上一般认为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包括连带责任、按份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和补充责任四种。[4]这种对于数人侵权责任形态的平面列举，还缺乏系统化。笔者认为，在数人侵权责任形态的类型化上，应该特别考虑到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制度是以按份责任与连带责任的区分为原则，不真正连带责任与补充责任为补充的基本态势。应该从法律适用、内部份额和立法技术角度将四种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区分为一般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和特殊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两类。按份责任形态与连带责任形态是一般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适用于所有的侵权行为类型，其适用规则是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之外的情形，都承担按份责任。在内部份额上，每个责任人都承担一定份额的最终责任，连带责任人承担超过自己责任份额后，可以向其他连带责任人寻求分摊。在立法技术上，只对适用连带责任的侵权行为形态进行一般性的规定，在特殊侵权行为类型中除非存在法律适用疑难，一般不予列举。而不真正连带责任形态和补充责任形态是特殊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仅适用于法律明文规定的侵权行为类型，其中补充责任形态适用于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责任侵权行为类型，而不真正连带责任形态适用于无过错责任侵权行为类型。在内部份额上，只有最终责任人承担最终责任，其他责任人在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其追偿。在立法技术上，不但在特殊侵权行为类型中大量存在特殊侵权责任分担规则，在过错责任领域如果存在特殊侵权责任分担规则，也需要单独列举规定。法律无明文规定的，只能适用一般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法官不得随意创设。[5]
二、《侵权责任法》受害人过错制度的立法体例与规则评析
（一）受害人过错制度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立法体例
受害人过错是要解决损害赔偿责任的有无和责任范围问题，[6]因此受害人过错制度的类型化主要应该着眼于受害人过错在不同情形下对侵权责任分担制度的影响，以法律规范的实际效果作为区分标准，对受害人过错制度适用“三分法”：[7]第一类，将受害人的行为是损害发生的唯一的、排他的法律上原因的侵权行为形态称为受害人自损形态，其对应的侵权责任形态即加害人责任的免除，称为“受害人责任形态”；第二类，将因受害人的过错导致的加害人责任减轻的侵权行为形态称为受害人过失形态，其对应的侵权责任形态即减轻加害人的责任，称为“过失相抵责任形态”；[8]将法定的特殊侵权行为类型中，因双方或者多方过错导致责任分担的侵权责任形态称为“比较责任形态”，其法理与过失相抵责任形态类似，但应直接适用法律规定的比例分担损害。[9]上述第一类和第二类分别对应《侵权责任法》第27条和第26条，而“比较责任”制度由于《侵权责任法》第46条规定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在该法条文上并无明确体现。[10]
在立法体例上，《侵权责任法》延续了《民法通则》采纳的大陆法系20世纪中叶以来借鉴美国法学会《侵权法重述·第二次》的体例发展出的受害人过错制度“总则＋特别列举式”立法方式，即在一般侵权行为类型部分对受害人责任形态和过失相抵责任形态进行一般性规定；在特殊侵权行为类型部分，尤其是在无过错责任领域中对受害人过错制度进行特殊规定的方式。[11]
（二）与受害人过错制度相关的术语体系分析
有学者提出，第26条和第27条在受害人一方的术语表述上存在不一致的问题，第26条使用的是“被侵权人”，第27条使用的是“受害人”。纵观整个《侵权责任法》，“被侵权人”主要被用于指称享有侵权请求权的民事权益被侵害的民事主体。在一般侵权行为类型中，与“被侵权人”相对应的，指称侵权行为实施者的术语是“侵权人”，这对术语主要是用于确定侵权责任双方当事人，如第3、13、18、20－23条的规定；也用于对过失相抵形态双方的规定，如第26条的规定。而在特殊侵权行为类型中，与之对应的是各种具体的“侵权人”，有的是用于确定侵权责任双方当事人，如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第36条）、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第43、45、47条）、机动车驾驶人（第53条）、污染者和第三人（第58条）、动物饲养人、管理人和第三人（第78、83条）；有的也是用于表述受害人过错制度的当事人，如高度危险物的占有人和使用人（第72条）、高度危险行为的经营者（第73条）。可见，“被侵权人－侵权人”这一对术语在《侵权责任法》上，主要是对侵权责任构成和适用受害人过错制度的当事人双方的指称。
而“受害人－行为人”这一对术语则主要用于两类情况：第一类是以不构成侵权责任为适用前提的公平责任，[12]典型的如第24条规定的公平责任一般条款和第33条第1款后段规定的特殊公平责任类型。第二类是以第27条为统领的受害人责任形态制度，除了该条文外，集中体现在第九章“高度危险责任”中，如第70条规定的“民用核设施致害责任”、第71条规定的“民用航空器致害责任”、第72条规定的“高度危险物致害责任”和第73条规定的“高度危险行为致害责任”等。
综上所述，立法者对“被侵权人－侵权人”和“受害人－行为人”这两对术语的运用，基本做到了以是否构成侵权责任作为区分的标准。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同时规定受害人责任形态和过失相抵责任形态的第72条和第73条中，立法者分别在这两个条文的前段使用“受害人”，后段使用“被侵权人”的术语，十分准确。而第78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由于该条文混合规定了受害人责任形态和过失相抵形态，因此立法者仅选用了“被侵权人”的用语，也无可厚非。只是在司法适用中，应该明确该条文只有在受害人故意的情形下，才能够免除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的侵权责任。被侵权人的重大过失，只具有减轻责任的效果。
（三）受害人过错制度的一般规则评析
第26条是过失相抵形态的一般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该条文与《民法通则》第131条的规定没有本质差别，也就延续了该规则的缺陷，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前段的“也”字，表明该条仅适用于加害人有过错的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进而由于双方均有过错，因此其法律效果仅为减轻责任而未包括免除责任。[13]第二，仅规定了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情况，没有明确涉及对损害扩大的适用，对于被侵权人的过错发生在损害扩大阶段的情形，只能类推适用该规定。第三，没有明确规定受害人过错规则的适用是职权主义抑或当事人主义。有学者认为，受害人过错的规定是职权主义规定，[14]但也有学者认为，因为受害人过错不能实行过错推定，所以应该由加害人承担举证责任。[15]笔者认为，受害人过错是对加害人一方有利的主张，应该由加害人一方举证，建议未来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第27条采纳了“受害人故意免责说”，与受害人责任形态制度有一定的差别。法谚有云：“Volenti non fit injuria”，即对自己造成的损害不被看作损害，因此不产生他人的侵权责任。笔者认为，以“受害人故意”替代“受害人责任”作为免责事由的做法并不合理，理由在于：一方面，受害人在主观上往往表现为故意，无论加害人是否有过错，一般应适用受害人责任形态制度；[16]但在加害人没有过错的情形下，受害人主观表现为过失也可以构成受害人责任形态。另一方面，即使受害人主观上是故意，仍然可能因为加害人也是故意侵权而参与侵权责任分担，最典型的是两人互殴，导致其中一人受伤的情形。对于这两种情形，建议未来司法解释予以补充规定。
（四） 受害人过错制度的特别规则评析[17]
从法律适用的规则上看，无过错责任侵权行为类型中的受害人过错制度适用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而《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中受害人责任形态的规定在体例上有一定的特殊性，具体分析如下。
1.无过错责任侵权行为类型中的受害人过错制度
对比比较法上无过错责任侵权行为类型中的受害人过错制度和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有以下差别：第一，比较法上无过错责任侵权行为类型中的受害人过错适用，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往往排除极端危险责任，如核设施和航天、航空器致害。而《侵权责任法》第70条“民用核设施致害无过错责任”和第71条“民用航空器致害无过错责任”中，明文将“受害人故意”作为免责事由，较之比较法上的绝对责任类型略显抗辩事由范围过宽，值得关注。第二，比较法上无过错责任侵权行为类型中的受害人故意作为免责事由，主要适用于高度危险责任和动物致害领域。《侵权责任法》第72条“高度危险物致害无过错责任”和第73条“高度危险行为致害无过错责任”较为清晰的体现了这一特点。而第78条“饲养动物致害无过错责任”则较为模糊，未能明确区分受害人故意和重大过失的法律效果。第三，比较法上无过错责任侵权行为类型中的过失相抵形态适用以重大过失为限，受害人的一般过失或者轻过失无减责效果。《侵权责任法》第72条“高度危险物致害无过错责任”严格的区分了故意和重大过失，并将责任减轻限于重大过失。但第73条“高度危险行为致害无过错责任”却将责任减轻扩大到了过失，这只能理解为立法者有意在高度危险责任领域区分这两种无过错责任侵权行为类型的危险程度，明确受害人的一般过失和轻过失是“高度危险行为致害无过错责任”的免责事由。而尽管第78条“饲养动物致害无过错责任”未能明确区分受害人故意和重大过失的法律效果，仍然能够排除一般过失和轻过失作为减责事由，结合前文对“被侵权人”的术语分析，可以得出重大过失的法律效果是减轻责任的结论。应该指出，第76条规定的“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未对受害人的主观状态作出描述，而是采纳了类似英美法上“侵入者”（trespasser）的立法模式，未与第72条和第73条在逻辑上保持一致。尽管如此，为了保持法律适用上的统一性，笔者建议，这种特殊的受害人过错制度应该视为第72条和第73条规定的受害人过错的特殊表现形式，仍然需要区分侵入者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状态，仅仅在故意的情形下免除侵权人的责任，在重大过失情形下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对于一般过失或者轻过失，则应该区分侵权行为类型，仅在“高度危险行为致害无过错责任”中，才能减轻责任。
环境污染责任领域，《侵权责任法》第65条删除了“三审稿”第65条后段规定的“法律规定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依照其规定。”但这并未改变该法实质上未统一环境污染责任领域受害人过错制度适用规则的事实，不能不说是该法的一点缺憾。纵观环保诸法，仅有1984年颁布的《水污染防治法》关注了受害人过错制度，该法2008年修订后的第85条第3款完全符合前述无过错责任侵权行为类型中的受害人过错制度适用规则。建议参照该规定，未来通过司法解释明确环境污染责任领域的受害人过错制度适用规则。
2.医疗损害责任中的受害人过错制度
《侵权责任法》第60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相当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第5项规定的“因患方原因延误诊疗导致不良后果的”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情形。但《侵权责任法》第60条第2款是较之“三审稿”新增的规定：“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两个款、项的规定结合到一起，形成了医疗损害责任领域的受害人过错制度。但与其它侵权行为类型的受害人过错制度先规定侵权责任构成，再规定因受害人过错减轻或者免除侵权责任的体例不同，该条文采用了先免除责任再规定“相应的赔偿责任”的体例。这种特殊体例的形成，源于2002年的《民法典（草案）》第八编“侵权责任法”未规定医疗损害责任，2008年底的“二审稿”新增了该章，但未规定免责事由，直到“三审稿”才借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的规定在第60条列举了三种免责事由。由于在列举的这三种情形下，完全不考虑“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一概免除其侵权责任一直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的弊病，因此在《侵权责任法》第60条中，增设了第2款的规定。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第60条第2款实际上相当于第54规定的“医疗机构过错责任”，而第1款列举的三种情形，第1项是医疗损害责任领域特殊的受害人过错制度特殊规定，第2项是对第56条规定的“紧急情况下的合理诊疗义务”的确定，第3项是与第57条“医务人员未尽相应诊疗义务的医疗机构替代责任”的协调，这3项一起构成医疗损害责任的减责事由体系。
天津市人才流动条例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人才流动条例
（2000年7月19日天津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人才流动的管理，规范人才流动秩序，促进人才的合理配置，保障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的人才流动及其相关的行为和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人才流动，是指取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具有专业技术和管理能力的人员，通过与用人单位的相互选择实现就业或者实现工作单位的变动。
本条第一款所称相关的行为和活动是指人才招聘、应聘、人才流动争议处理以及为人才流动提供中介服务等行为和活动。
属于劳动合同管理、职业介绍管理和劳动争议仲裁的事项，不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人才流动应当遵循尊重单位用人自主权和人才择业自主权，有利于人才资源合理配置和开发使用的原则。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政策措施，创造条件，引导和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支持用人单位加大投入，培养人才，吸引人才，建立合理使用人才机制。
鼓励人才向国家和本市重点和急需的建设工程、科研项目、优先发展的行业、部门和地区流动。
第五条 市人事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人才流动工作的主管部门。
区、县人事行政管理部门在市人事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人才流动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工商、财政、价格、公安、教育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与人才流动相关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中介服务机构
第六条 人才流动可以通过人才流动中介服务机构进行。
第七条 设立人才流动中介服务机构，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规范的名称、固定的活动场所和必要的设施；
（二）有不少于二十万元的注册资金；
（三）申请的业务范围、活动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具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和章程；
（五）专职工作人员不少于五人，须具备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并取得人才流动业务培训合格证书；
（六）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境外公司、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在本市设立人才流动中介服务机构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八条 设立人才流动中介服务机构，须经市人事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市属单位、中央和外省市单位在本市设立人才流动中介服务机构的，应当向市人事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其他单位在本市设立人才流动中介服务机构的，应当向所在区、县人事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人在提交申请时，应当同时提交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有关证明材料。
区、县人事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初审意见，报市人事行政管理部门审批。
市人事行政管理部门接到申请或者初审意见后，应当在十五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符合条件的，批准设立，并颁发《人才流动中介服务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批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第九条 申请人在领取《人才流动中介服务许可证》，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应手续后，方可进行中介服务活动。
第十条 人才流动中介服务机构需要变更注册登记事项或者终止营业的，应当按照原申请设立的程序办理变更或者终止手续。
第十一条 人事行政管理部门对人才流动中介服务机构实行年度检验。
第十二条 人才流动中介服务机构经主管部门核准，可以开展下列业务：
（一）收集、整理、储存和发布人才供求信息；
（二）开展人才素质测评；
（三）组织人才招聘；
（四）举办人才培训；
（五）提供人才咨询；
（六）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业务。
第十三条 经市人事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具有档案管理能力的人才流动中介服务机构，可以受人事行政管理部门的委托开展流动人员档案管理及相关业务。
第十四条 人才流动中介服务机构举办全市性或者区域性大型人才交流洽谈会的，应当事先向市或者区、县人事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市或者区、县人事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五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并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
第十五条 人才中介服务机构举办全市性或者区域性大型人才交流洽谈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举办人才交流洽谈会所需的经费和场所；
（二）洽淡会的名称、活动内容符合主办单位的业务范围；
（三）对人才招聘单位进行资格审查；
（四）有与洽淡会规模相适应的工作机构、人员以及安全措施；
（五）有公安部门的批准文件。
第十六条 人才流动中介服务机构应当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依法开展活动，并对招聘单位和应聘人才提供的情况负有核实的责任，不得提供虚假信息，不得侵害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第十七条 人才流动中介服务机构提供有偿服务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招聘人才
第十八条 单位可以通过下列方式招聘人才：
（一）在新闻媒体、互联网及其他公众传播媒体上刊登、播发人才招聘启事；
（二）通过人才交流洽谈会招聘；
（三）委托人才流动中介服务机构招聘；
（四）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第十九条 单位和人才流动中介服务机构在新闻媒体、互联网或者其他公众传播媒体刊登、播发举办人才交流洽谈会启事或者人才招聘启事的，内容必须真实准确，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事先报市或者区、县人事行政管理部门核准。
新闻媒体和其他公众传播媒体不得刊登、播发未经市或者区、县人事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举办人才交流洽谈会启事和人才招聘启事。
第二十条 下列人员未经原单位同意或者有关部门批准，其他单位不得擅自聘用：
（一）承担国家或者本市重点工程、科研项目的主要技术和管理工作，尚未完成规定任务的人员；
（二）从事国家机密工作，或者曾经从事国家机密工作，尚在规定的保密期限内的人员；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人员。
第二十一条 单位招聘人才应当如实公布聘用的岗位、数量、条件、待遇等，不得以欺骗手段招聘人才。
招聘单位不得向应聘人员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二条 招聘单位与应聘人才确定聘用关系时，应当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依法签订聘用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 人才应聘
第二十三条 应聘人员应当如实向招聘单位或者人才流动中介服务机构介绍本人的有关情况，并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
第二十四条 要求流动的人员应当向所在单位提出书面申请，其所在单位应当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做出同意或不同意的明确答复。对于符合国家和本市规定，且没有合同纠纷的，应当同意，并在自同意之日起十日内办理有关手续；逾期不予答复的，视为同意，所在单位应当为其办理调动手续。
第二十五条 人才在申请流动期间内不得擅自离职，不得私自使用、带走原单位的科研成果、技术资料，不得泄露原单位的商业、技术秘密，不得侵害原单位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六条 人才因流动需要提前解除聘用合同或者自愿辞去所在单位工作，与原单位签订的合同或者协议中有补偿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处理有关事宜；没有约定，而原单位确为其培训、住房等提供资金的，原单位可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向个人收取合理的补偿费。
第二十七条 人才流动时应当按照规定办理转递人事档案和人事关系等手续，所在单位和人才流动中介服务机构必须如实提供证明文件以及相关材料，严禁出具虚假证明、档案材料。
第五章 争议处理
第二十八条 因人才流动发生争议的，争议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协商解决，经协商达不成协议的，争议双方当事人可以向市或者区、县人事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
第二十九条 市或者区、县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人才流动争议案件。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市或者区、县人事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处理决定，应当自觉履行；不服处理决定的，可以就争议的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无许可证从事人才流动中介服务活动的，由市或者区、县人事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人才流动中介服务机构超出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的，由市或者区、县人事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人才流动中介服务机构未经批准举办全市性或者区域性大型人才交流洽谈会的，由市或者区、县人事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人才流动中介服务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由市或者区、县人事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并可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许可证；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人才流动中介服务机构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的，由价格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新闻媒体或者其他公众传播媒体刊登、播发未经核准的人才交流洽谈会启事和人才招聘启事的，由市或者区、县人事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提供未经核准的启事的单位或者人才流动中介服务机构，由市或者区、县人事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用人单位擅自聘用未经原单位同意或者有关部门批准的人员的，由市或者区、县人事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给原单位造成损失的，用人单位和擅自离职的人员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招聘单位采取欺骗手段招聘人才的，由市或者区、县人事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给应聘人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招聘单位向应聘人才收取费用的，应当退还所收取的费用，并由价格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单位未按规定期限为人才办理流动手续，给个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主要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应聘人才擅自离职，私自使用、带走原单位科研成果、技术资料或者泄漏其商业、技术秘密，给原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所在单位和人才流动中介服务机构未按规定办理转递人事档案和人事关系手续，或者出具虚假证明、档案材料的，由市或者区、县人事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责任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二条 人才流动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侵害人才流动中介服务机构、单位和人才合法权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对市或者区、县人事行政管理部门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0年9月1日起施行。
